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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主讲托翁《哈吉穆拉特》:虚无,恐惧与头颅

2017年07月10日09:15 来源:十月文学院 高凯

“名家讲经典”第六回

老托翁魂系高加索,晓明君智诠穆拉特

7月8日,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第六讲在佑圣寺举办。主讲嘉宾为文学评论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他以“虚无,恐惧与头颅”为题,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哈吉穆拉特》新的解读与新的思考,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大家踊跃提问和互动,文学氛围浓厚。

来自首都各大高校的学生代表、文学爱好者近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并现场与陈晓明老师就托尔斯泰和作品《哈吉穆拉特》进行了深入生动的互动交流。幸运读者还获得由十月文学院提供的《哈吉穆拉特》和陈晓明老师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十月文学院院长曲仲出席活动,十月文学院副院长吕约担任讲座主持。多家中央与北京媒体参与活动报道。

虚无,恐惧与头颅

——《哈吉穆拉特》的英雄意志

(摘编版)

无论我们认为经典是什么,《哈吉穆拉特》都处于民主时代经典的中心。

——哈罗德·布鲁姆

这个题目是我匆忙中拟定的,十月文学院快要出宣传了,题目我还未确定,实在捱不过去,就说了这么个题目。想来大家一定会有疑虑。怎么对付这个题目,我当时并未想好。这是一个下意识的题目,在国内开会,我经常会听到同行们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和讴歌,虽然我也崇拜,只是我理解托翁的角度会有偏差。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偏的题目,可能是出于与流行见解较劲的潜意识。谈这个问题我是受到哈罗德·布鲁姆的启发,我非常欣赏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对托尔斯泰的阐述,确实非常精到。今天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布鲁姆的讨论,或者在与他对话。

《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1896-1904年间写成,历经九年十易其稿。1912年他去世两年之后,小说才作为遗作发表出来。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所有作品的巅峰,是他最好的作品。据说托尔斯泰弥留之际要求带进棺材三件东西:圣经、莎士比亚和《哈吉穆拉特》,可见这部作品在托尔斯泰心中的分量。

引子:

托翁与莎翁,两大巨人的决斗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泰山北斗,然而托尔斯泰一直对莎士比亚的文学造诣存在非议,一生都在抗拒莎士比亚。1903年11月,托尔斯泰发表了《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严厉地批驳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年轻时,屠格涅夫等人对莎士比亚无比崇拜,让他大惑不解。桀骜不驯的托尔斯泰觉得莎士比亚写的完全是二三流的作品,他认为“只有满嘴空洞漂亮词句的人才会对莎士比亚和荷马感到震惊。”这是他25岁的时候表露出的态度。

五十年之后,已经75岁的托尔斯泰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厌恶更加强烈了。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莎士比亚非但不是天才,甚至连普通作家都不配。他批评《李尔王》每一场戏都“愚蠢、啰嗦、生硬、含混、装腔作势、俗不可耐、冗长乏味”。莎士比亚被他骂得几乎体无完肤。

在西方漫长的文学史进程中,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大家都想碰、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桩公案。一直到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布鲁姆认为,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一生都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这个作家就是他的父亲。他在和他的父亲较劲、决斗。大作家之间的确存在影响和模仿的关系,一个例子就是巴尔扎克。据勃兰兑斯所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旁边放着一本司各特的小说,看几页写两行,后来巴尔扎克写了一百多卷的《人间喜剧》。布鲁姆把莎士比亚看成文艺复兴以后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父亲,包括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跟莎士比亚的决斗竟然进行了一生。

我之所以要谈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关系,是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后面我们对于《哈吉穆拉特》的评价。布鲁姆认为,写完了《哈吉穆拉特》的托尔斯泰,终于战胜了莎士比亚。他用莎士比亚的方法写出了毫不逊色于莎士比亚的作品,认了莎士比亚这个父亲。

头颅的美学:死亡与虚无

《哈吉穆拉特》的故事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哈吉穆拉特与车臣叛军领袖沙米里决裂,面临被追杀的绝境,他投诚俄国之后却再遭俄国猜忌。为救被沙米里囚禁的家人,同时为了取得俄国人信任,他冒险从俄国人手中逃跑,决定与沙米里决战。结果他没有逃亡成功,反而被俄军的追兵打死,砍掉了脑袋。

砍下头颅这件事非常重要,西方的小说特别喜欢描写砍下头颅。《红与黑》中于连的头被砍了下来,最后玛特儿小姐坐在马车里,把他的头捧在膝盖上。王尔德的歌剧《莎乐美》中也写到了头颅,故事源自《圣经》。一种说法是:莎乐美爱上先知约翰,但遭到了约翰的拒绝,于是莎乐美心生怨恨,在她16岁生日那天,要求她的继父希律王,可以让她吻约翰。希律王派人砍下了约翰的头,用一只盘子端到莎乐美面前,于是有了死亡之吻。

中国关于头颅的故事,前有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所记干将莫邪的故事,后有鲁迅的《铸剑》,眉间尺以自己的砍头来复仇。莫言短篇小说《月光斩》也与砍头有关,但只是写到刀。

《哈吉穆拉特》第一次出现头颅是在临近结尾的地方。一群哥萨克骑兵路过玛莉亚家,骑兵加米涅夫从一个大口袋里拿出一个人头,托在月光下。

这是一个剃光的头:颅骨宽大突出,留着黑色的大胡子和剪短的小胡子,眼睛一只张一只闭,剃光的脑壳砍得血肉模糊,鼻孔里凝结着黑血。脖子上缠着一条血淋淋的手巾。尽管头上伤痕累累,发青的嘴唇上却现出孩子般善良的神气。

这颗面露天真善良神气的头颅,正是哈吉穆拉特的。小说里好多次描写了哈吉穆拉特孩子般善良的神气。第一次出现在俄军连长波尔多拉茨基那儿,看到哈吉穆拉特的善良的笑容,连长大吃一惊,这是传统中凶残的车臣匪首,怎么能有这样的笑容?小说接着写道:

大家都看了一遍,又把人头交给哥萨克。哥萨克小心地把人头放回口袋,竭力让它轻一点着地。

这里的用词如此让我们惊异,已经把头砍下了,却还说轻一点放在地上,这有什么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让人感到悲痛和绝望,这是英雄的一种悲剧的命运感。这颗头颅让人顿感战争是如此极端地反人类,把一个人枪决或者把脑袋砍下来,大家传看头颅,习以为常,并无过分的惊悚。这太令人惊骇了。

虚无主义:

他爱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

谈到死亡,就要谈一谈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十分偏激,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他生存时代的官方学说全是虚无的,他宁愿拿起铁铲当一个庄稼汉。

我很早就失去了信仰,有一段时间我象大家一样经历了人生的虚荣。我从事文学创作,像别人一样,空讲我所不知的东西。后来斯芬克司开始追逐我,越来越凶恶:你要猜破我的谜,否则我就吃掉你。人文科学没有给我任何解答:对于我那永恒的问题,我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而活着?

——托尔斯泰《忏悔录》

托尔斯泰的妻子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自己对托尔斯泰爱得很深,但她认为托尔斯泰并不爱她。托尔斯泰爱人类,但不爱他身边的人、具体的人。传记作家也举出了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托尔斯泰的大哥对他的感情非常深,后来这个大哥死了,亲戚捎信给托尔斯泰,过两天举行葬礼,希望托尔斯泰能参加。他居然推脱说后天他已经在城里安排了一个舞会,他要跟某某贵夫人跳舞,拒绝参加。

托尔斯泰的二哥对他感情很深,他二哥一直生病,写信希望托尔斯泰去看他,但托尔斯泰也没有去。于是他二哥拖着生病的身子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结果死在了托尔斯泰的面前。另有传记作家说,托尔斯泰对他的一个私生子提摩西漠不关心,在他家做马车夫但托尔斯泰很少正眼瞧他。是否可以据此说托尔斯泰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呢?尽管这是传记作家披露的真实材料,但我还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可能伟人都是爱人类和人民的,但不一定爱具体的人。

最后我起念要观察大多数人的生活,他们并不象我们这些上等人那样热衷于抽象的思辨。他们劳动受苦,却心安理得,懂得人生的目的。我懂得了应当像这一大群人那样生活,回到纯朴的信念中去。

——托尔斯泰《忏悔录》

托尔斯泰年轻时荒唐,后来开始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开始渴求意志、肉体和精神上的完整,反思他的时代,也反思自身的虚无主义。有传记作家写到,晚年的托尔斯泰只穿粗布衣服,每顿只吃米粉团子,可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燕尾服,倒着法国高级葡萄酒的仆人。这种道德上的完善,布鲁姆称之为“唯我主义的胜利”,是可疑的。

一八五三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得在光荣与德性(我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

他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我愿大家认识我,爱我。我愿一听到我的名字,大家便赞叹我,感谢我。”他要取悦于人。道德情操的完善,在托尔斯泰那里最终完成了吗?我很怀疑。

英雄主义:

通过英雄的死亡战胜恐惧与虚无

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四五十岁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一次转变,即对死亡的追问。有一次托尔斯泰要去平扎省置买田产,这一夜住在阿扎马斯这个小镇的旅馆里。他突然醒来,心里非常难受,他说:“我痛苦,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后来他又在一部小说《狂人日记》里写了这个情节,“怕死盖住了一切……刚一躺下,突然由于惊骇又坐了起来。”

这个情节被哲学家舍斯托夫关注到了。他认为这一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阿扎马斯之夜”引发了托尔斯泰后来的作品对死亡的追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提到了死亡,更不必说《哈吉穆拉特》。可见,在阿扎马斯之夜,死亡对托尔斯泰造成了巨大的触动。

《哈吉穆拉特》一展开,我们就嗅到了死亡的气味。哈吉穆拉特背叛了沙米里,躲在一个村落当中,村民随时会向沙米里揭发他。后来他去向俄国投降,找到俄国伏隆卓夫公爵。伏隆卓夫曾被车臣打败,对车臣人具有非常强烈的仇恨,哈吉穆拉特被杀的危险随时可能会降临。整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仿佛一直在追问他什么时候会死。死亡始终笼罩着哈吉穆拉特。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身上代入了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

英雄主义如何与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与对死亡的恐惧相关?这样的英雄主义是怎样的英雄主义?通过哈吉穆拉特的死亡和砍掉头颅的行为,通过英雄的死亡,托尔斯泰在其临终前终于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战胜了虚无主义。

哈吉穆拉特:

向死的英雄,变化多端的行动

哈吉穆拉特注定是要死的。整部作品中,他始终处于向死的途中。他是神话史诗英雄,如阿喀琉斯一般。

托尔斯泰是将哈吉穆拉特作为一位英雄来塑造的。在中国传统的英雄观中,“义”是最高价值,英雄要把“义”放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高。但捍卫“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作为自己生命的主权者,捍卫生命和肉体是本性,是根本利益。英雄将生命献给“义”,就是承认生命主权的被压抑,被否决,被侵害。

在托尔斯泰笔下,哈吉穆拉特的性格反复无常,性情多变,没有始终忠于车臣沙米里伊玛目或俄国官方。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性格是违背“义”的。为什么托尔斯泰觉得哈吉穆拉特没有辱没“英雄”?因为他对英雄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在托尔斯泰的文化和信念当中,多变的性格和英雄的品性并不矛盾。乔治·斯坦纳认为,托尔斯泰具有非常巨大的生命活力,拥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和令人经久不忘的本领,每一种生命力量在他身上都显得异常旺盛。

我们结合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来理解他对哈吉穆拉特的这种塑造。当年托尔斯泰到高加索当兵,敌人就是车臣的叛军。后来他了解到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哈吉穆拉特的多变性格和悲剧命运吸引了他。所以当他塑造哈吉穆拉特之时,他将自己对生命的困惑和追问融入其中。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要写出哈吉穆拉特作为一个英雄的悲剧命运。他在晚年的写作中的确重温了年轻时代的战斗经历,但当面对哈吉穆拉特时,托尔斯泰淡化了他作为车臣叛军的敌对立场,而是对这位英雄遭遇和命运展示了更多的关心。

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作品都不写英雄了,因为没有办法处理英雄。非常典型的小说是《局外人》,母亲死了主人公都无动于衷。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都是神经质的,或者变成甲壳虫,或者奇奇怪怪,鬼鬼祟祟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六十年代受俄苏的影响,一直想写正面的英雄人物,但是过于“高大全”,又太失真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写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如果再写正面的、高大的英雄人物,已经很难了。英雄主义是古典时代的情结,是神话史诗时代的情怀。

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小说具备强烈的史诗性。这种史诗性强调的是广袤、严肃、时间的大跨度、英雄主义和叙事的直接性。史诗性的核心要素是英雄主义。在《哈吉穆拉特》当中,托尔斯泰充分表达了这种英雄主义气概。托尔斯泰把哈吉穆拉特作为一个神话史诗般的英雄来写,他不怕死亡,向死而生。布鲁姆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是神话史诗,而不是历史小说。

情节与细节:戏剧性与大师笔法

这部小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戏剧性要素,每个场景或情节都包含着易变的元素。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令我非常惊讶,我觉得这就是大师的笔法。哈吉穆拉特为了向俄国投诚,跑到了小伏隆卓夫的家中。当时伏隆卓夫让他夫人玛丽雅来接待他,自己到书房里写报告。哈吉穆拉特当着玛丽雅的面,把他们的儿子抱在膝盖上,给他玩自己的一把短剑,并把这柄短剑送给玛丽雅的儿子。

当时我看得心惊肉跳,哪有这样的事情?他可是杀人如麻的匪首,让俄国军队都闻风丧胆的英雄,他就这样来到了正在车臣战斗前线的俄军团长的家里,他当着团长夫人玛丽雅的面把孩子放在他的膝盖上,这么自然,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大惊小怪的描写,这个细节看得太令我吃惊了。读者如何想象这个温馨的场面其实隐藏了多大的危险,小说中所有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危险,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是莎士比亚的笔法。

托尔斯泰写了众多的人物,小说里每个人出场身上都带着戏剧性。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在小说里一波接着一波,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情节段落都充满了危险的变化和不稳定感。

陆军大臣和老伏隆卓夫有矛盾,他跟尼古拉皇帝汇报哈吉穆拉特投诚一事,想从中使坏,破坏伏隆卓夫的计划。哈吉穆拉特可能马上就要被处死了。结果尼古拉那天心情很不错,没有按照陆军大臣的方案来处置哈吉穆拉特。可以看到,即使这样一个英雄的命运也那么脆弱,围绕着哈吉穆拉特投诚,俄军各个层面的人都处于权力的勾心斗角当中。布鲁姆曾说过一段话,“在莎士比亚之后,惟有托尔斯泰比其他人更充分地表现出纷争世界中的权力角逐。”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品味。

艺术整体性:人物众多,各具命运

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他对《哈吉穆拉特》整整九年拿不定主意,他说这是自我放纵的作品,几乎背离了他关于基督教和道德艺术所有准则的小说。这种自我放纵和背离,意味着这部作品与他过去的基于唯我主义、理性、宗教和道德情操的作品不同。

在《哈吉穆拉特》中,托尔斯泰给予了生活原来的面目,完整的过程,以及矛盾的相容性。这从《哈吉穆拉特》塑造的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围绕穆拉特,写了那么多的人物。围绕穆拉特之死,有那么丰富变异的情节。我过去倾向于认为,好小说写好几个人物就够了,人物太多了小说的力量就分散了,就很难集中和出彩。但这部一百页的小说写了那么多的人物,任何一个都写得那么精彩。而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生活,并且都深陷于命运里。

众多的人物,可以分为二拨人,第一拨人,俄军和沙皇的官僚们:伏隆卓夫公爵父子,沙皇尼古拉一世,陆军大臣,几个将军。在高加索的俄军,比如连长波尔多拉茨基,赌博的布特勒,小伏隆卓夫的妻子玛丽雅,监护穆拉特的活利斯·梅里科夫,安德烈斯基医生等等,可谓俄国社会上流社会一面镜子。士兵的形象,有受伤死去的阿福杰耶夫,以及他的全家人,父亲、母亲、哥哥,悲剧的故事。

山民和叛军的形象序列,除了哈吉穆拉特外,还有他的几个穆里德(护卫随从),汗马戈马,艾达尔,甘泽洛。以及一直作为阴影存在的沙米里,“他高出所有人一头……”

连长波尔多拉茨基只占了小说一个很小的篇幅。他暗恋上司伏隆卓夫的妻子玛丽雅已久,打牌时玛丽雅就坐在他旁边,裙边挨着他的腿他就激动得不行了,完全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他的对手臭骂一顿。晚上回家,同屋的朋友说这么晚回来,看到你的玛丽雅了吗?他高兴地说,看到了,看到了。可见平常他肯定一直在讲他多么喜欢玛丽雅。即使这么小的一个人物,也是在他的历史和命运当中出现的。

玛丽雅非常可爱,风情万种,关键时刻又有智慧和勇气。得知哈吉穆拉特要见将军,她预感到一场冲突可能发生。这个冲突一旦形成,她觉得哈吉穆拉特的命就不保了。她陪着丈夫亲自前往,化解了一场冲突。玛丽雅对于敌人哈吉穆拉特展现了极大的关心。作为一个女人,她崇拜这样的英雄。在玛丽雅身上我们发现,人与人的敌意、界限都没有了。这种描写人物的笔法非常纯净,让人物保持了人类情感的尊严。

士兵阿福杰耶夫与沙米里的追兵发生枪战,被一枪打死了。消息传到他的家里之后,勾出了他的整个命运:他的家人都是农民,他很勤劳,深得父母喜欢,而他的哥哥是个懒汉。本来应该是哥哥去参军,但哥哥结婚了,需要抚养家庭,于是他代替了哥哥,战死在沙场。闻信之后,他的母亲号啕大哭。这段情节写得如此简洁,但饱含命运感,使得人物的感情那么深沉动人。现在很多作家写小说写不好人物,为什么?因为没有写出人物的命运。

结语:

《哈吉穆拉特》让托翁在决斗中胜出

布鲁姆认为《哈吉穆拉特》写得很自然,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富有戏剧性和变化性,这是莎士比亚的写法。在演出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因为灵机一动被随时修改。他让自己的人物变得非常自由,无拘无束,要跳就跳,要唱就唱。

从《哈吉穆拉特》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晚年的笔法是那么自然、简洁、凝练,又那么放纵不羁。这部小说可以容忍女人玛丽雅上战场。玛丽雅不止可以跟打牌的那个连长暧昧,还可以钻到新派的将军帐篷里乱搞。而作为叛军的哈吉穆拉特可以把俄国人的孩子放在腿上嬉戏。这些情节都很离奇,过去的托尔斯泰不会这么处理。这是莎士比亚才能写出来的情节,完全随心所欲,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中放纵的是整个情节。他让那么多的人物出场,频频让情节达到极端。小说的高潮更加极端,哈吉穆拉特被打了一枪,倒在地下,士兵涌上来开始砍他的头。头颅被砍下来之后还不过瘾,又被装到口袋里运来运去。这种放纵的笔法,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是对莎士比亚的复活。

几声枪响,他身子一晃就倒下了。几个团丁尖声欢呼着向倒下的身体冲去。但他们原以为死去的身体忽然动起来。那个血淋淋的光头先抬起来,接着躯体也抬起来,最后他抓住一棵树直立起来。他的模样煞是可怕,吓得冲过来的人都收住脚。忽然,他浑身打了个哆嗦,一踉跄离开那棵树,整个身子就像一株砍倒的的牛蒡花,脸向下倒下来,再也不动了。

布鲁姆认为《哈吉穆拉特》让托尔斯泰回到了生命最为本真、质朴和直接的经验当中,完成了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回应。这部“民主时代的经典中心”,用莎士比亚的方式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达到了莎士比亚的水平,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在高加索当兵表现究竟如何,有多种说法,但他经常赌博,追逐女人,吃喝玩乐是可以肯定的。他在应该表现气概的年纪里没有充分表现,可能他有深深的懊悔,想重新拯救自己,所以他通过塑造哈吉穆拉特这个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于英雄的向往,表达他内心的英雄意志。到了晚年,托尔斯泰遭受病痛的折磨,非常怕死。在《哈吉穆拉特》当中,托尔斯泰让视死如归的英雄代替自己去死,哈吉穆拉特的死如此悲剧,被砍掉了脑袋,并且被放入一个口袋中到处移动晃荡,死亡是一件随时发生的事情,他完成了自己对于死亡和恐惧的超越。

十月文学院赠送书法作品给陈晓明老师 “老托翁魂系高加索,晓明君智诠穆拉特”

学术主持人吕约总结:

面对巨人的“多变性”和陌生性

谈艺风度与拷问力度

陈晓明老师带领我们欣赏托翁晚年叙事艺术的时候,我们也在欣赏陈老师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谈艺风度。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以平和从容的语调,直接切入惊心动魄的思想问题——那就是,即便以托尔斯泰的智慧,一生也都没有解决的精神矛盾。陈老师从容温和的谈艺风度,与他所讨论的充满紧张感的思想问题之间,形成了很大张力。同时,贯穿整个讲座的价值探索精神,与贯穿托翁一生的精神探索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呼应。

作品选择的惊人之举

陈老师是以理论著称的学者,一直走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前沿,今天的讲座虽然是解读一部小说经典,触及的艺术与思想问题,却是探索性和前沿性的。当我邀请他为“名家讲经典”进入俄罗斯文学做开场第一讲的时候,站在主办方角度未免有些保守,建议先从大家最熟知的作品讲起,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但陈老师在作品的选择上体现了“英雄意志”,他要从《哈吉穆拉特》开始。我觉得有点冒险:在托翁作品中,这部中篇小说不是一般读者最熟悉的巨著,接受起来会不会有难度?听完讲座以后,我觉得选择《哈吉穆拉特》真是别具慧眼,估计墙上的托翁也会支持这一选择。

“多变性”和陌生性

讲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关键词,是“多变性”和陌生性。

“多变性”,是贯穿整个讲座的关键词。陈老师谈到了作品中人物的多变、叙事艺术的多变,以及托尔斯泰一生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多变。这种多变性,源于规模巨大的生命力与精神活力,最终表现为艺术上变化无穷的神通,恰恰是天才和巨人的标志。

陌生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品的陌生性,二是作家身上陌生性的因素。对一般读者来说,《哈吉穆拉特》是相对陌生的作品。面对一个陌生的文本,如何进入它的深处?通过陈老师的文本细读与深度阐释,我们进入了作品的最深处和艺术的最细微处,最后,这部陌生的作品让我们觉得如此亲切,迫不及待想要进入。

其次,是揭示了文学巨人的性格与形象之中不为人熟知的、陌生性的一面。托翁的形象似乎无可置疑,他是世界文学大师中的大师,写小说就像上帝一样,道德形象也很完美,就像圣徒和先知。陈老师恰恰是从挑战这种完美形象开始的,他通过质疑、挑战和对话,最终揭示了托尔斯泰作为天赋非凡的巨人,毕生所经受的思想冲突与精神矛盾。今天的讲座,以追问本质的力量来清除俗见,让我们对于托尔斯泰艺术和思想的认识焕然一新。

现场答问录

写战争需要有大胸怀和高眼界

问:陈老师好,托尔斯泰的小说涉猎题材广泛,而且十分善于描写战争。您觉得当下中国的小说应该着重去写哪个题材?扎根农村还是描写城市?书写个人生活还是英雄事迹?希望您给一个指教。

陈晓明:这个问题我有点难回答,今天中国的作家五花八门,受自己的经验以及文学理念的影响,各种生活层面都能写。现在中国文学写战争写得不好。过去我们有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今天这些界限都变得有点复杂。孟繁华老师曾经有过更加明确的论断,他说中国抗战无经典,我觉得他说得对。今后没有必要花很多气力去写好战争。我认为写不好,二三十年以内都写不好。要写战争要有非常大的胸怀,非常高的眼界,对人类的命运、历史的正义这些非常深刻的问题,需要具备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得出来。当然,还需要非常高妙的小说笔法。因此很难。

年轻人读托翁可以从《复活》开始

问:您在讲座过程中提到,托尔斯泰让每个人物都深陷在自己的命运里,伟大的作家能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都写进作品中,优秀的作家写好几个人物就够了。这让我印象深刻。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想让我的学生也读托翁的作品,您觉得高中生最应该读托翁的哪部作品?

陈晓明:我读《复活》的时候15岁,虽然里面有很多所谓“少儿不宜”的情节,但我觉得《复活》讲述的是人怎样过内心的生活,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它教人觉悟与救赎,是适合年轻人读的。

没必要为了当作家去培养很怪的性格

问:我有两个问题。有的人说托尔斯泰晚年就是一个穆斯林,这个说法是不是偏激?他跟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二,作家的性格和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能不能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举例来说明?

陈晓明:关于托尔斯泰是不是穆斯林,我觉得还很难下结论。虽然托尔斯泰一生对基督教东正教有很多批评,他还被东正教开除教藉,他一生有很多事例亲近穆斯林,并表示了他的倾慕,他曾在日记里也写下过希望人们把当作“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但他毕竟没有过上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所以,我的有限了解来看,还不能说他是穆斯林。

说到作家的性格和成就,是不是作家都要有病态的性格?是有这种说法。有名的作家相当一部分得过抑郁症。卡夫卡大部分时间都在疗养院,包括波德莱尔都有毛病,鲁迅后来也认为不只是肺病,还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但健康的人也可以当作家。像巴尔扎克,同时写三本书,身强力壮,一个转椅三张桌子,来回转着写,写完一本就出去找那些贵夫人,把稿费挥霍一空。海明威一开始也非常强壮,扛着一杆枪去非洲打猎。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当作家去培养很怪的性格。

说到当代作家,苏童的性格就太正了。我经常对苏童说,期待你成为更伟大的作家,干点坏事。但苏童依然是非常阳光、非常诚恳地笑了一下。余华的笑就“不怀好意”,所以他的小说就是另外一种。总之,你提的是蛮有趣的问题,历史上很多人都研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