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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诗,寻找知音

2017年11月14日09:00 来源:《同代人》  吴昊

诗,寻找知音

——细读戈麦《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

它寻找船只已经多时

我把它从海滩上拾起

瓶子里闪动着鱼虾的鳞光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

古代水手临终的姿势

在红海,水面上遍布各国的旗帜

一只瓶子和网一起拖运到海港的市上

我不能说出它铸造的年代

也不想开口对任何人表白

在许多文明业已灭绝的世上

一只空洞的瓶子把我送归海洋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

我不知它在海里漂到何时

 

戈麦(1967-1991),原名褚福军,祖籍山东巨野,1967年8月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200多首诗歌作品,其生前友人诗人西渡编选了《彗星——戈麦诗集》(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戈麦诗全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及《戈麦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戈麦在《关于诗歌》中写到:“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必将照亮人的生存。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够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同时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可以视为戈麦的诗歌观。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这首诗作于1990年5月26日,从时间上来说属于戈麦创作转型期的作品。在同一天,戈麦还创作了另外一首题为《凡·高自画像》的诗。从“可是始终有一种力在脑子周围向外拉/即使扣紧冬天刺猬一样的帽子/力仍能从骨髓中向外渗透/脸,像荒年的野草一样长满胡茬/一把刀锯从外向里,又从里向外/在脑髓和粘膜之间充满紧张/我已经感觉到了光线的弯曲/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等诗句可以看出,《凡·高自画像》更多地凸显了语言的张力与其释放出的锋利之美。而在《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这首诗中,语言的锋利之刃则被暂时收起,全诗的调子是舒缓的,然而却有一种“谜之效应”。两首诗为戈麦同天所作,呈现的语言风格和表现的主题却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出戈麦在转型期(1989.6-1990.6)的语言探索和主题尝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1990年4月10日,戈麦便创作了《谨慎的人从来不去引诱命运》《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雨后树林中的半张脸》《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等四首诗,1990年4月29日创作了《如果种子不死》《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新一代》《儿童十四行》等四首诗,1990年5月12日创作了《查理二世》《孩子身后的阴影》《南极的马》《帕米尔高原》《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等五首诗。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这个标题很容易让读者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散文中的句子:“一位航海者在危急关头将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瓶中有他的姓名和他的遭遇的记录。许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漫步的我,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我读了信,知道了事故发生的日期,知道了遇难者最后的愿望。我有权这样做。我并非偷拆了别人的信。密封在瓶子中的信,就是寄给发现这瓶子的人的。我发现了它。这就意味着,我就是那隐秘的收信人。”[1]在这里,“漂流瓶”承担着读者与诗人之间发生“交谈”的媒介的作用。陈超老师的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的书名便引用了这一典故。从戈麦的自述来看,曼德尔施塔姆也的确进入了其阅读视野:“戈麦尊敬历史上许多位文学大师,如诗人雨果、庞德,更早的有荷马和英国玄学派诗人,在当代诗人中,他愿读曼杰施塔姆和埃利蒂斯。”[2]从这些诗人名录来看,戈麦的诗歌创作更多地收到外国诗歌资源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美学趣味的问题”,与穆旦这样的诗人的取向相一致。[3]在《我感到一切都已迟了》、《癫狂者言》、《玫瑰》等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戈麦向西方诗歌大师们致敬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没有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虽然戈麦曾颇为傲气地对西川说:“中国诗歌里没什么可以吸收的”,[4]但在《青楼》、《蝴蝶》、《红果园》、《牡丹》等诗作中,中国古典诗歌元素仍然存在。可见戈麦的诗歌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

《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从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说,可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以“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这句与诗题相同的诗作为分界线,形成了三个相互之间有关联的故事。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第一个故事,一只“漂流瓶”寻找“船只”,被“我”捡到。这个故事对应诗歌中的1-4句:“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它寻找船只已经多时/我把它从海滩上拾起/瓶子里闪动着鱼虾的鳞光”,“瓶子”对“船只”的寻找是有意味的,可以理解为诗歌寻找知音的过程。“瓶子”对应诗歌,“船只”则象征着能够接纳或欣赏诗歌的对象。但“瓶子”寻找“船只”的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因此是“寻找多时”。正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在《留别王维》一诗中所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瓶子”最终也没能找到可以把它打捞上来的“船只”,而是搁浅于海滩,但幸运的是,“瓶子”遇到了“我”,“我”把它从海滩上拾起,并看到了瓶子中闪动的“鱼虾的鳞光”,“鳞光”字面意思指鱼虾鳞片闪烁的神秘色彩,可以引申为前辈诗人(施放漂流瓶者)的作品经过岁月沉浸而呈现出的独特光泽。但这种“神秘之光”如果没有遇到“我”,就很有可能被湮没在人世间,被“我”拾起之后,它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然而问题是,“我”拾起瓶子后,会发生什么呢?是观察一番、然后重新抛进大海,还是带回去珍藏?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以“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作为开头。这只“瓶子”和上文提到的是不是同一只呢?这是存在歧义的地方。如果理解为同一只瓶子的话,则意味着上一个故事中的“我”没有珍惜拾到的瓶子,反而又把它抛弃了。在这种解释中,“我不能说出它铸造的年代”中的“我”是另外一个“我”,而不是第一个故事中的叙述者。如果把这只瓶子理解为与上文不相关的另一只瓶子,则意味着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话这首诗中三个故事之间就缺少连贯性,因此不如把两个故事中的瓶子理解为同一只为好。

在第二个故事中,这只瓶子被另一个叙述者视为“古代水手临终的姿势”,读者也许会从一些描写航海的故事中获取这样的经验:水手在船只遇难之时会向海里抛一只漂流瓶,里面装着自己的遗言。爱伦·坡的小说《瓶中手稿》便包含这一情节。诗中这只瓶子和网一起被“拖运到海港的市上”,得以“重见天日”,并被另外一个“我”所发现。但“我”并不能说出它“铸造的年代”,因为它对“我”来说,也意味着一种神秘之物,“我”也不想开口“向任何人表白”,因为也许我也有许多不能够对外人说的“秘密”,于是便有了另一只“瓶子”的出现:“在许多文明业已灭绝的世上/一只空洞的瓶子把我送归海洋”。这里的“一只瓶子”,是指“我”发现的瓶子,还是“我”自己又抛出的新瓶子呢?本文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我”自己的瓶子。因为只有新瓶子,才是“空洞的”,只有完全属于“我”的瓶子,才能把“空洞”用我的思想填满,从而顺利把“我”送归海洋。而旧瓶子中蕴含的秘密,则成为了我的所有物。

这一部分中的意象同样耐人寻味。“古代水手临终的姿势”,是一个与现实拉开距离的意象,“古代水手”临终前遭遇了什么,有什么感想,都不得而知,这个意象可以与“鱼虾的鳞光”相提并论,理解为前辈诗人的作品留下的“神秘之美”。“各国的旗帜”遍布红海的水面,呈现出一幅热闹的景象,但“旗帜”对“水面”的占据并非是好现象,如果与“海港的市”联系起来进行理解的话,则“各国的旗帜”与“海港的市”都可以视为与流动的“海洋”对立的意象,“我”渴望随瓶子回归“海洋”,也就意味着“海洋”才是“我”真正的居家,是一个理想世界,而“各国的旗帜”“海港的市”则是俗世的象征,“各种文明业已灭绝”,也就是说目前的俗世生活并不适宜诗歌的生存,只有“回归海洋”才能继续寻找诗歌的知音。

第三个故事仍以“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起头。这里的“瓶子”可以指前文“我”扔出的瓶子。但“我”并不知道“它在海里漂到何时”,这说明“我”渴望寻求诗歌的知音,但能否找到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即使有这么一个足以与“我”进行跨时空对话的知音,“瓶子”的漂流之旅也不会就此结束,因为诗歌的发展与传播就是一个诗人不断寻找知音的过程。直到今天,瓶子仍然在海上漂流着。

 

[1] 【俄】曼德尔施塔姆:《论交谈者》,刘文飞译,《时代的喧嚣》,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2] 戈麦:《戈麦自述》,西渡编《戈麦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4页。

[3] 参见《“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中宋琳发言。《诗探索》2013年第4辑(理论卷),第159页。

[4] 参见《“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中西渡发言。《诗探索》2013年第4辑(理论卷),第159页。

作者:吴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