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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丁:在孤独的写作中,自由地活着

2017年12月07日09:03 来源:新京报 张进

《厌作人间语》,阿丁,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

历经麻醉医师、报社编辑、出版社主编等职业后,阿丁以作家的姿态成了自由职业者。与之同行的,是与他者的距离,无论物理上还是精神上的,都有些疏远。这是他对生存状态的选择,是对现实不妥协的决定,因此保持了生活和创作上的自由和独立。

如今,他住在通州宋庄艺术区租来的房子里,写作,画画。房子有几扇不小的向阳窗,天气好时,阳光就铺洒进来,映亮满墙油画。常来往的几个朋友相聚时,他会指着墙上新添的一幅,说说创作想法,问问观后感,随后喝酒聊天,尽欢才散。得空了,他会回保定几天,看望父母。他喜欢这样的日子,尽管有时感到窘迫,但满足。

不适合当医生

寻找相对自由的行当

十七岁,阿丁到保定一家医院当了住院医师。随后的近十年,他的职业表现很受认可,具体说就是手法精准,可将麻醉剂毫厘不差地送到患者身上的任一确切位置。后来有人用这点来形容他的小说,很精当。不过在那时,他还没想过写作这回事。得到认可的好处,是让他成为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即便做最保守的想象,也可说前途平坦。但出人意料,他最终决定离开。

理由很简单:不适合。整日坐在那里给人看病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有趣,更不自由,而这两点是他天性里的东西,他说,天性里有些东西是职业限制不住的。于是,1999年,阿丁辞去医院的工作,琢磨找份“相对自由的行当”。写东西正符合这一要求。

作为甲A联赛的球迷,阿丁在和父亲开诊所的同时写起球评,感到快乐。“在电脑上敲字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感,把脑子里的所思所想敲出来,快感就加倍了”,就这样,阿丁慢慢迷上写东西。

2003年左右,开始写小说。

在新书《厌作人间语》的跋中,阿丁说到外婆。老人虽过世多年,他“还能轻易地从芜杂的记忆中辨析出她的声音、腔调和讲故事时的神态”。老人讲述的“农村老太太的故事”让他与文学初次相遇,并扎根在他的记忆中,成为文字烙印,无法摆脱。“这是一个成年人讲的睡前故事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一直可以延伸到你真正成为一个作家。”因此,外婆和小时候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同成为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像一道亮光,让小说真正进入他的视野。

当时,阿丁已去《重庆青年报》当记者。此后又到天津《每日新报》和北京《新京报》做编辑。回顾其工作经历,像专门在为写小说做准备。历史上,由医生或媒体人转行为作家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大师,前者如契诃夫,后者如海明威等。个中缘由,与两个职业的属性有关。

共情、真实、客观

写小说的三个重要准则

“作为医生,你对生死的概念应该比一般人更强烈。那些生死虽然不是你亲人的生和死,但他是你认识的人,而且跟你建立了医患关系这一神秘联系。这些人的死亡尤其能刺激你,让你不得不思考。这些东西最终施加了影响到你的写作上。”

说到这儿,他讲了一个“哥哥哭弟弟”的故事。兄弟两人开着拖拉机,后面拉了一车直径半米多的圆木。弟弟下车检查绳子捆没捆紧,一根圆木正巧滚下,“脑袋被砸成了勺子”。哥哥跑进医院,疯狂给医生磕头。任谁瞧上一眼都清楚,人没救了,不过,哥哥乞求的举动引起了阿丁的共情。“那一瞬间我就置换了,我把那个哥哥置换成我哥哥,而死的那个是我自己,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种悲伤是没法用语言来说的。”回忆结束后他说,现在哥哥脸上悲痛的样子,甚至哥哥当时给主任医师磕头时脊背的那种耸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东西你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强烈的共情是作家的必备“技能”,上述经历无疑让阿丁更敏感。2014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中,阿丁用第一人称胜任了五个角色的叙述,由此构成一个庞大家族绵延八十年的历史。实现这种高难度叙述很不易,但在“置换成他人”这件事上,阿丁在年轻时已有多次经验,他善于此道。

此外,“医生”也常出现在阿丁的小说中,让他的小说不时飘出福尔马林的味道。“疾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可被看做对社会的隐喻,“医生”也不单单只是职业上的称谓,但读后的第一直觉,还是那股福尔马林味儿,合上书仍久久不散。

至于媒体生涯,带给他的东西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他说,这个行业给我的最大财富就是真实。做新闻行业训练了我对真实的观察力,让我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很清晰。同样在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胎心、异物及其他》中,《死党》《高考》《口吃的人》等篇目都有真实事件的影子。这是他用文学处理现实的一种手段,简单、直接,把世间的某一角落完全揭露给你,真实得让你很容易想到自己身边的人,想到自己。

除了真实,媒体行业的训练还让阿丁深谙“客观”之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怀着同情也好,仇恨也好,在写作时,你都得变得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上帝视角,上帝的悲鸣是不干预。所以你写任何一个人物时都不能带感情,而且不能去摆布他们。”就像他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师傅、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那样,给小说中的人物名字、身份、性别以及一个时代大背景,让他/她在其中自生自灭,这样一个人物才能有血有肉,丰满得足以让人听到他/她的呼吸。他认为,客观是一个尺子,最能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能以上帝视角去写一个故事,甚至一个时代。

这些关于写作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写作实践中显露出来。2012年出版的首部小说《无尾狗》成书于2007年,由于所谓的“内容灰暗”,遭到几家出版社退稿,五年后终于出版。面对书中的主人公丁冬,就像看到赤条条的一个人,正毫不掩饰地回看你,像在彼此照镜子。他有时市侩、贪婪、无耻,有时天真、害羞、正义,这个看似由一堆悖论构成的人,满足不了你的英雄幻想,也无法带你去乌托邦,他把现实烙下的肮脏印记再为你展示一次,让你愤怒,让你脸红,却无法反驳。

离开人群拥挤之处

对现实不妥协

《无尾狗》有两到三成作者自己的经历,这点从丁冬的职业(医生)、年龄(上世纪70年代初)可见端倪。有时,阿丁在个人公号发文,会说“贪婪如我”这样的话,每每看到,知道这多半是一个作家的自谑,但还是会下意识想到丁冬。也许,丁冬的精神困境正是当年阿丁的精神困境。他思考善与恶,并在小说中超越它们,形成俯视的角度,对一切投以悲悯。然而在生活中,他疾恶如仇,用作家王小山的评语说,就是侠骨柔肠。

至今,朋友间仍流传着六年前他和人大打出手的故事。两个年轻小伙在小区里贴小广告,一位老大爷前去制止,年轻人便骂骂咧咧着,推搡老人,被阿丁看到。那是在夏天,天很热,阿丁穿着拖鞋,疾步上去,将那两个年轻人拉开。两人仗着人多,开始动手。最终两人一个被抱摔,一个被侧踹一脚,跑掉了。那时,阿丁不到四十岁,还经常踢人形沙袋。

后来的几年,生活和工作上都不顺利,踢沙袋的习惯也渐渐被搁置。期间,他曾短时间接触过剧本,但这种要跟众人妥协的事显然不适合他,对他来说也毫无乐趣。唯一可喜的,是几本小说陆续得到出版。但稿费有限。

2015年春,阿丁开始画画。

他在其中找到了类似写作的乐趣,而且更松弛。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文学带来的收入不能糊口,画画或许可以。他画自己喜欢的作家,画小说中的经典情景,也画脑子里突然一闪的奇思妙想。2016年8月,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名为“画布上的小说”。现在,他的画挂在Artand平台上,还得了“2016年度跨界艺术家奖”。

从未学过一天,仅靠自己摸索,他把想画的都画了出来。画不精致,没规则,有稚拙之气,从中可窥见自由。作家徐星评论说,美是自由催生的,而非其他。

写小说,画画,用自由的方式,并因此得到乐趣,这是阿丁的法则。对那些不自由又无趣的人和事,他避之不及。

去年夏天,他从南城搬去宋庄,以虚构为生,也以此消解孤独。他对现实依然很关注,依然用小说表达这个善恶交杂的世界,但已不喜欢身处拥挤之处,熙攘扰人。他屋里有棵盆栽的竹子,到秋天,叶子枯了,在书桌旁落了一地。他不去扫,觉得好看。

作家简介:阿丁,1972年生,小说家、画家。著有长篇小说《无尾狗》《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短篇小说集《厌作人间语》《寻欢者不知所终》《胎心、异物及其他》,随笔集《职业撒谎者的供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