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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波斯文化的东渐

2018年01月11日13:45 来源:澎湃新闻 

古代波斯文化的发展

西亚古代史的发展历程,在伊朗民族崛起并建立了古代波斯王朝之际达到了顶点。此后,经帕提亚王朝直至萨珊王朝被阿拉伯民族消灭,西亚各国大体上都处于波斯民族的统治之下,他们发展并继承了波斯文化。在此期间,尽管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使希腊文明一度传入此地,波斯文化的传统似乎也因此中断了,但是如果我们加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希腊文化的冲击非但没有破坏波斯文化的传统,反而促使波斯文化吸收和接纳了许多其他的文化元素,从而刺激波斯文化释放出新的光彩。不过,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王朝的更迭过程中,王朝文化的核心地区以及核心民族都会发生变化,各个王朝治下的社会及其文明即便在根源上都是同一个波斯民族的传统,但各个地区都存在其地方性的发展趋势。

古代波斯文明的东渐

正如古代波斯帝国的领土包括了巴比伦、亚述、埃及等多个国家的领土一样,古代波斯文化也包含了各个地区富有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在波斯的体制中被整合了起来。正如我们在已经成为废墟的波斯国都波斯波利斯、苏撒等地的宫殿遗迹中所见到的,波斯文化继承了西亚各国流行的各种文化形式,同时综合了波斯民族的调和性与宽容性。这一点在其政治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波斯的中央集权结构与皇帝政治的理念,其实就是对以往历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加以整合,并将其发展到最高水平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下来的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仅为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继承,也成为其他集权大国的模范。

印度最初的大一统是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实现的。阿育王的即位较波斯的大流士晚了约250年,但阿育王时常巡视各地,使新归附的民众得以知晓其威严,并在所到之处留下碑铭,向官吏和民众垂示训诫,同时强化监察管理,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的安定。这些措施显然是有意识地借鉴大流士所使用的波斯式政治治理方式的结果。

大约50年后,在中国秦始皇的施政措施中,也出现了同样的举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后,也曾多次巡视各地,将其功绩刻在石碑上,这种举动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此外,秦始皇还修建了东起燕齐、南至吴楚的驰道,将远隔之地与国都咸阳相连结,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秦朝与波斯之间在这些举措上的相似性,并不是一种偶然。目前学者已经证实,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交通往来早在史前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这种往来会时断时续,但想必二者之间确曾有过令人意外的联系,这种想象或许是更接近事实的。

玛兹达教

波斯人精神文明的基调是玛兹达教。该宗教以全能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存在为第一要义,带有一神教色彩;但也承认与阿胡拉·玛兹达相对的恶神阿里曼的存在,因此也具有二神教的性质。此外,在善恶两神之外,该宗教也承认善恶神的其他种种神格,故兼有多神教的性质。受玛兹达教的影响,以纯粹的一神教而闻名的犹太教也开始认可与耶和华相对立的恶魔的存在;而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基督教则更进一步承认了圣徒崇拜,这也是在玛兹达教的影响下在教义方面的让步。可以说,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对其他民族性宗教的调和以及与全人类道德趋于一致等主张,最早可能都是在玛兹达教中得到了接近于理想的实现。从玛兹达教的构成上来说,固有之神阿胡拉·玛兹达之下依次排列着各个相近民族的神,他们被认为是善神,而敌对民族的神则被视为恶神,与善神相对立。在此基础上,玛兹达教的教义后来逐渐倾向于祈祷善神能最终驱逐恶神。不过总体而言,波斯人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宽容态度,都与玛兹达教的这种宗教宽容性有关。

玛兹达教的核心信仰,是将波斯人固有信仰中最高的神视为光明、良善之德的体现。玛兹达教兴起于伊朗高原,并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及阿姆河上游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确立了自身的宗教性体制。公元前7世纪前后,一位名为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改革者在这里出现,并归附在当地的统治者之下。琐罗亚斯德将玛兹达教改造为新教,认为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与其他善神和代表恶的阿里曼及其之下的一系列恶神分别将光明与黑暗带到了人类的行为中,形成了善与恶的伦理。对此,琐罗亚斯德主张通过善神对恶神的胜利来实现人类的救赎。据说,琐罗亚斯德的这一宗教主张在大流士之后的古代波斯帝国颇受尊崇,只不过其教义在当时尚未被编纂成书。此后,在帕提亚王朝时代,相较于正统的玛兹达教,其分支密特拉教则更具势力。“密特拉”乃太阳神,是继承了阿胡拉·玛兹达之威的善神。帕提亚王朝发祥地与“密特拉”是同一个词,二者在伊朗高原北部的某种方言中有着相同的发音。玛兹达教认为火是神圣的,所以也被称为“拜火教”或“祆教”。

帕提亚帝国灭亡之后,玛兹达教在中世波斯王朝的治下得以再度辉煌。这一时期的玛兹达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同时,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和自古传承下来的对善神的赞歌开始得到整理和编纂,最终结集成为留存至今的玛兹达教经典《阿维斯陀》。

中世波斯文明的东渐

波斯本地的文明在通过陆上交通线传播到中国和印度之前,必须首先经过中亚这个世界交通的十字路口。从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到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再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天山南路,这一区域自古就是伊朗系民族的分布区。古代波斯帝国强盛时,波斯本地的文明曾迅速扩张到这一地区。例如,早在入侵巴比伦之前,居鲁士大帝就曾经向东征伐未开化民族,直抵遥远的锡尔河河畔,并在那里修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金蒲城,用于防范外敌的入侵。此后,锡尔河以南地区逐渐开化,其资源也得到了开发。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这一地区又成了希腊人入侵印度的兵站基地。而亚历山大死后,这里仍留有希腊人的残余势力,并一度出现了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朝。虽然巴克特里亚王朝不久便为帕提亚王朝所灭,但很快大月氏又从北方南下,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占领了这一地区,并由此拥有了广阔的领土。如此一来,波斯文明通过大月氏的领地,终于找到了通向中国的路径。

此外,形成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之际,也曾途经这附近的波斯人居住地。例如,出身大月氏的支谦和尚与出身帕提亚王族的安世高曾一同进入东汉的国都洛阳。安世高后来成为中国译经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另外,尽管大月氏领地上的居民以波斯人为主,但这些波斯人远离了伊朗高原这一波斯文明的发源地后不仅受到了印度和突厥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希腊文明的感化,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以撒马尔罕为活动中心的粟特人的出现。粟特语在当时是东西方通用的商用语言,其文字属于叙利亚文字系统,是突厥系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文的前身,而维吾尔文字又进一步发展出蒙古文和满文,二者至今仍为蒙、满两族所用。总之,中世时期粟特人在历史上的活跃程度引人瞩目,同时,形成于西亚的各种宗教也随着西亚各民族的东迁而传入中国。

西方各宗教与中国

波斯的萨珊王朝大致相当于中国自三国时代至唐初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亚的伊朗系民族大都信奉玛兹达教,到了南北朝末期,玛兹达教也传入了中国,并被称为“祆教”。北周的皇族中有被称为“萨保”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唐代时朝廷为了管理住在长安的伊朗人而设置的官署“萨宝府”。“萨保”和“萨宝”在胡语中都是“商队领袖”的意思。当时,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拥有信仰自由。据说,唐高宗永徽年间,波斯人的穆护曾与印度人一起参加改历仪式。“穆护”即“Magi”的译音,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僧侣,同时也是具备天文、历法、医药、咒术等知识的人。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曾以“穆护”两字作为其子的字,由此可见当时祆教流行之盛。后来,唐武宗打压外来宗教,曾强迫两千余名僧侣还俗,由此也可看出祆教流行时的盛况。

波斯波利斯的法拉瓦哈石雕,其形象是有着人类上身的有翼圆盘。这是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最广为人知的象征。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摩尼于215年前后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他以玛兹达教为基础,对当地流行的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等)的教义加以兼收并蓄,进而创立了新的宗教。所以,摩尼教的创立是一种宗教改革运动。后来,摩尼教曾在波斯上下颇受尊崇,甚至得到了王室的信仰。然而,摩尼教终究未能战胜伊朗人传统上所笃信的玛兹达教,摩尼也在未满60岁的时候被捕并被处以磔刑。摩尼教遭到打压后,其信徒四处逃亡并试图继续推广摩尼教的教义。其实,摩尼教的教义在根本上与玛兹达教的二元论是一致的,但是玛兹达教过于轻易地宣扬善神对恶神的最终胜利,故容易使人形成盲目乐观的世界观;而与之相反,摩尼教则认为现世的一切存在都是恶神所造,人类的身体也是如此,只有人的灵魂才有可能通过善神获得解脱。也正因如此,摩尼教将一切肉体之业都斥为罪恶,禁止教徒杀生、吃肉、奸淫,鼓励教徒断食,并设立严格的戒律。在西方,摩尼教的影响从东罗马帝国扩展至亚、非地区,对思想界的影响也颇为深远,著名的圣奥古斯丁等人也大受摩尼教思想的感化。

摩尼教在一部分粟特人中获得了支持,粟特人又进一步成功地将摩尼教传布到当时在蒙古地区拥有较大势力的回纥人当中。在中国,摩尼教从唐初起开始为人所知。中唐以后,由于回纥人在安史之乱时曾援助朝廷,故有复兴唐室之功绩,回纥遂将唐作为自己的保护国,贪享唐室上交的岁币。这一时期,粟特商人作为回纥人的代表进入唐土,谋经商之利,行止颇为专横。不过,随着回纥势力的衰亡,粟特人在唐朝也遭到武宗的镇压,遂不得不收敛形迹,并最终销声匿迹了。尽管当时粟特语只是波斯语的一种方言,但由于中世粟特商人的活跃,粟特语得以广为传播,并成为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广阔地带的国际通用语。据说,粟特文为摩尼所创,其后为回纥人所用,故被称为“回纥文字”,而回纥文字中又派生出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蒙古文和满文。

摩尼教原本是一个混合性的宗教,这种混合性倾向在回纥人的宗教思想中更加明显。在回纥人的摩尼教教义中,伊朗的阿胡拉·玛兹达被称为“欧马兹特”,相当于印度教的帝释天。另外,摩尼教的神明尊察宛则被认为是耶稣之父,相当于印度教的梵天。可以说,传到东方的摩尼教吸收了许多印度的元素,而传到西方的摩尼教则明显带有基督教的色彩,二者颇值得对比。此后,摩尼教对宗教之间混淆交杂的宽容性也原样为蒙古人所继承,蒙古人的喇嘛教信仰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基督教的聂斯脱里一派,也是通过波斯文明圈传到唐代中国的。聂斯脱里派起源于叙利亚地区,因主张闪米特人纯粹的一神教思想,故不为欧洲的罗马帝国所容,并被斥为异端而遭到迫害。因此,聂斯脱里派教徒只好逃到对宗教相对宽容的波斯境内。在中国,聂斯脱里派基督教被称为“景教”,景教教徒曾在唐太宗时在中国修建寺院。对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始末加以记录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很早便受到学界的关注。此外,通过近年的中亚探险,学者们在沙漠以及敦煌石窟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景教经典文献,同时还发现了不少摩尼教经典,这些资料的发现极大地照亮了中世思想的研究之路。

西方生活方式传入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时期的中国所受的波斯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上,还进一步体现在日常生活方面,并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汉武帝时起,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开始变得日益频繁,并由此输入了种种日用品及其他器具,因其制作之精巧而被中国人誉为“西域鬼作”。其中既有宝石、金银制成的工艺品,也有陶器及玻璃制品等。而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胡床。截至汉代,中国人都与今天的日本人一样,习惯于直接坐在垫子上。但是由于胡床的引入,中国人逐渐改变了端坐于坐垫上的跪坐习惯,而开始习惯于坐在椅子上。

波斯文明的末路

中世的波斯王朝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反而导致了其社会思想的混乱,这种混乱波及阿拉伯半岛,对当地的未开化民族造成了一种刺激,并导致半岛上出现了宗教改革的运动。随后,波斯被卷入这一宗教改革的浪潮,并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然而,波斯文明的悠久传统并不会随即消逝。阿拉伯人占领波斯后,一部分玛兹达教信徒不愿改宗征服者所倡导的新宗教,遂于716年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出发南下,经海路前往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他们在那里建起了供奉圣火的神殿,并在那里定居。后来,他们又移居孟买,直到今天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宗教生活。他们被称为“帕西人”。帕西人在印度的各个民族中颇具特色,不与印度社会同化。帕西人善于经商,在近代英国人到达印度之后,他们与英国人共同控制了孟加拉湾的财富,并掌握着称霸印度的关键。

留在本地的伊朗人后来皈依了征服者阿拉伯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教热忱的支持者。但是,他们雅利安式的思维方式最终还是与闪米特式的思维方式无法完全协调一致。于是,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穆斯林大致是逊尼派,而伊朗高原以东的则是什叶派,二者也成了今天伊斯兰教中的两大流派。总之,伊朗人在理解伊斯兰教教义时,仍然会使用自身的思维逻辑。他们爱好造型美术,喜欢抽象的修辞方式,擅长工笔画和长篇叙事诗。所以,伊朗人的宗教信仰表面上是伊斯兰教,但在思想精神层面却有不少玛兹达教的元素。至于兴起于波斯的工笔画在传播到印度后得以发展壮大,则是更晚的事情了。

西亚文明在中国南海的传播

波斯人很早就开始活跃于海上,并曾与印度人一起经南洋来到中国。他们在广州停留,将中国的天子译为波斯语中的神之子“莫贺弗”,后来阿拉伯人甚至将这一波斯词语当成了汉语。到了唐代以后,波斯人开拓的航路就成了阿拉伯人活跃的舞台。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定都后,底格里斯河入海口附近的商船便大量驶向中国。义净三藏自南洋前往印度时,乘坐的就是波斯人的商船。唐末,从广州去往扬州的东海沿岸海港附近,生活着许多移居于此的阿拉伯人。通过他们的传播,广州以“Canton”之名、扬州以“江都”之名为西方人所知,继而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还有被称为“行在”的杭州和被称为“刺桐”的泉州。

波斯文明与日本

正如前文所说,早在中世的萨珊波斯时期,波斯文化就传入了中国。阿拉伯帝国继波斯帝国而起,在阿拔斯王朝之后也与东方有了十分密切的交通往来。阿拔斯王朝的位置靠近波斯文明的发源地,故深受波斯文明的影响。因此,即便是在阿拉伯时代,东亚也依然能够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不少波斯元素。据说,在日本与唐朝开展密切的往来之际,日本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有不少是来自遥远西方的波斯式物品。例如东大寺献物帐中出现的“没食子”,其在中世波斯语中被称为“muzak”。又如“密陀僧”被称为“mildassa”,而“毕拔”则被称为“piper”。“piper”一词在进入英文后就变成了“pepper”(胡椒)。此外,正仓院所藏《树下美人屏风》中描绘的体态丰满的美人,便是波斯人的样貌。而在《圣德太子像》中,以太子为中心、前后立有两名随从的三人立像画法,也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波斯雕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被认为是经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此外,法隆寺所藏的四天王狩狮锦,展示的完全就是中世波斯特有的纺织品的图案与工艺,上面描绘的人物皆身着胡服。

经奈良时代进入平安时代后,波斯文明继续以种种形式在日本出现。例如,御堂关白藤原道长在日记《具注历》中,每隔七天就会用朱笔写下“蜜”字(或简化的“宀”)。这一记号据说是将星期日的粟特文“mir”音译为日文后的产物,“mir”其实就是波斯语中太阳神“密特拉”(Mithra)一词在东方的变体。在中国唐朝和五代的历书中,也出现了这一“蜜”字的相同用法。此后,“mir”一词被佛教吸收后就变成了“弥勒”。在佛教的阿弥陀净土信仰出现之前,弥勒就已经获得了大众的尊崇。在中国中世,弥勒信仰尤为兴盛,并屡屡成为教团暴动的根据。不过,弥勒信仰传到日本之后就失去了其煽动性的一面,并被安置在既有的佛教诸神的信仰体系之中。

(本文摘自宫崎市定著、谢辰译《亚洲史概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