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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交织与流变 ——《汉译文学序跋集 (1894—1949) 》序论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李今  2018年03月12日13:10

序跋是一种议论、叙事兼备的散文文体, 就文学分类而言, 它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序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自《诗》之《大序》滥觞以来, 就成为著作者自觉写作、构成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此绵延两千多年, 形成了为书籍写序跋的书写传统。明代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辨析序、小序、引、题跋等文体时说:“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 前有序引, 后有后序, 可谓尽矣。”除列于全书之首或尾的“序跋”, 尚有位于单篇之首或尾的“序跋”, 如此考量的话, 更是数不胜数。

晚清时期, 随着近代传媒的变革, 机器印刷带动报刊和平装书业的兴盛, 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 序跋这一文体无论从数量, 还是内容与形式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激增与繁荣。其中, 汉译文学序跋的大量涌现为这一文体增添了一种新类型, 其载体也从书籍发展到报刊。

作为汉译文学作品的导引与题后, 序跋当然与汉译文学的出现如影随形。虽然汉译文学的产生最早可以从汉末以来文学性很强的汉译佛典说起, 并且近代西方传教士为宣传教义也与中国文人合作翻译过《圣经》, 以及具有宗教色彩和训诫的小说与寓言, 但若将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现代事件、一场运动的发生来考察, 恐怕就不仅仅是在国内外历史遗存中打捞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更需要关注的是它何时、为何能够批量出现, 蔚为大观。这不能不追溯至甲午中日战争, 清政府的战败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的迷信,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策动朝廷, 为变法图存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运动。维新派试图以西学“讲通”醒世觉民救国之理, 诉诸其政治目的的号召和策略是现代汉译文学得以在中国落地生花最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 从而使之成为全民性的思想启蒙和维新运动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学界将由此开启的整个20世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翻译活动概称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现代汉译文学的兴起及发展正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运动发生的整体把握, 以及搜集、整理汉译文学序跋的数量规模问题, 《汉译文学序跋集 (1894—1949) 》 (以下简称《序跋集》) 仅辑录单行本序跋, 包括前记、引言、绪言、弁言、编言、凡例、赘言、附记、题词等可统称为序跋的文字。另外, 考虑到作者评传及附录文章等可反映编译者的意图及时代信息, 也一并收录。上限从甲午中日战争之际开始搜寻, 目前发现最早的附序出自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传泰西“新法养民之道”而汉译, 广学会于1894年出版的美国作家毕拉宓 (Edward Bellamy) 的《百年一觉》 (Looking Backward) , 下限止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从大半个世纪的译作数量和附有序跋的比例来看, 大约有近一半的文学译作写有序跋。由于译序跋是译者阐发其翻译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体, 是触摸译作产生及其接受之历史语境的重要史料来源, 学界已有多人呼吁将其作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和独立的研究对象。但碍于译本序跋散布于各种汉译文学单行本而难以尽览, 至今只有林琴南、鲁迅、周作人等个别大家整理成册, 其他均如一盘散沙。《序跋集》经过编者广泛的搜罗, 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五十年间出版附有序跋的2000余种译作中,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总共辑录了近3000篇序跋, 约450万字,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序跋文类的历史文献长编。

一般而言, 序跋虽是非常散漫的文体, 但“言其作意”, 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命题;而译序跋, 言其“译”意, 同样是普遍做法。与相应时期的翻译书目相比, 虽然《序跋集》并不能包罗汉译文学的全景, 但显然它是翻译家完成译事之后的“即时”抒写, 是其融汇中西、直抒胸臆的方便载体, 直接记录着为何翻译、怎样翻译、翻译心得、对原作者作品的阐释与评说, 乃至译事缘起、经过、出版、传播等重要而丰富的内容, 甚至可以说, 它主导着外国原语文学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评说。虽说仅据《序跋集》尚不足以究译事之源流, 但同一时期大量译序跋的汇集却可以凸显时代主潮及其流行观念。尽管半个世纪算不上历史的长时段, 但近代以来出版数量的巨大以及学科的专门化发展, 都使研究者难以获得近现代史的贯通视野, 《序跋集》正能够从一个侧面系统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套中时段的历史文献, 以纵观其流变和脉动的轨迹。

对20世纪的回顾与反思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划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91年苏联解体, 并称之为“短促的二十世纪”的观点已经蜚声学界, 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 更将“一战”至“二战”时期命名为“大灾难的年代”。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与西方不同, 中国的20世纪很漫长, 尤其是《序跋集》辑录的20世纪上半叶, 中国都在被迫持续反抗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世纪末以来愈演愈烈的来自殖民西方与日本的侵略战争。整个20世纪中国都在为彻底摆脱挨打的命运, 能以平等的地位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汉译文学运动正与此相伴相生, 围绕着这一时代主调, 此起彼伏地演绎与建构着战争、革命、人的观念这三大舆论导向, 而与此时期在中国及世界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互激荡与共振。

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 战争是影响这段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交战的日俄战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1928年北伐战争、1931—1945年抗日战争、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 且不提更多的军阀混战, 如此频仍的战争事件深重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与情感, 而成为具有转折点和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

晚清至民国初期, 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虽然使救亡图存、强国强种成为举国上下一致认同的意识形态, 却少有人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意识形态有所反思, 反而将赋予帝国殖民主义以正当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公理, 甚至认同这一“优胜劣败”的强权“公理”观, 大力倡导军国民和尚武精神。如日本渡边氏著《世界一周》的译者竟然艳羡地指出:“你看欧美各国, 个个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我们中国, 自古只有受外族欺侮的分儿, 那有功夫去开辟新地, 这岂不是历史的耻辱吗?”因而“拜服他们那一种冒险的精神”, 认为“有了此种精神, 无论做那一件事, 无有不成的”。即使有人觉悟到那些“以为白种之民德, 高越地球, 足为世界文明之导线”者, 是未能看清“事实大相刺谬”, 西人所谓公理“狡为是言, 用济其恶, 甚者且谓不国之民, 不当以人类相待”, “其惨毒酷厉, 全无心肝”。但面对“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国际公理及其现实, 晚清译者的最普遍回应就是向西方拿来“其人之道”还以“治其人之身”。周作人在《孤儿记》绪言中敲起警钟:“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 而以竞争为纽, 世界胡复有宁日!”进而警告国人“积弱之民, 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 万无能幸存于一日”。林纾将中西进行对比, 认为“吾华开化早, 人人咸以文胜, 流极所至, 往往出于荏弱。泰西自希腊、罗马后, 英、法二国, 均蛮野, 尚杀戮”, “故国力因以强伟”, 因而在《〈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中明确表示, 以后翻译要“摭取壮侠之传, 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 敬告读者“当求备盗之方”, “学盗之所学, 不为盗而但备盗, 而盗力穷矣”。孔昭鋆为《红茶花》作序, 更明确断言:“惟尚武, 乃可立国也!”甚至女性译者汤红绂也编译描写日露战事 (即日俄战争) 小说, 以“使吾女界中, 知尚武之精神, 军国民之资格, 不当为须眉所独擅, 而奋然兴起焉”。

如果说, 晚清民初创造了“国家—国民”的神圣价值, 取“君—臣”而代之, 成为此一时期的宏大理念,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西方在19世纪发展到历史进程顶峰的民族—国家主义、作为公共之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普遍质疑。战争中各国人民的沉重灾难和牺牲普遍唤起了“一种同样的极深刻的同情来”, 不仅宣告了“物质主义的破产”、“进步”历史观的终结, 也达成共识:“人类是一体的”, 只有爱才是“宇宙的生命, 是人生进化的本质, 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只有爱可以使人类有和平的, 调和的生活”。从而为文学赋予了“反对战争, 咒诅战争, 必有赖乎文学”的重任, 认为“浸在爱里的非战文学”, 才是“人的文学, 是爱的文学”, “是世界的文学”, “能够立在混乱屠杀的现世界中, 呼唤出人类一体的福音”。

金观涛曾就《新青年》中提及的事件做出统计, 使用次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世界大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一战”不仅对西方, 也对中国历史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也就很难把握从晚清到五四思想转折的重要契机。胡适于民国元年和民国三年为都德《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做“前记”时, 还沿袭着晚清建构国家崇拜的余绪, “写割地之惨”, 以激荡国人之“爱国之心”, 追蹑战胜国之“盛时威烈”。而到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时, 已宣扬了易卜生“毁去国家观念, 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政治主张。周作人1906年为鲁迅译《造人术》撰写跋语时, 还推崇“世界之女子, 负国民母人之格, 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 因之将其神圣化为“造物之真主”, 而至1920年出版《点滴》时, 疏离国家意识的“反战”与“人道主义”已不仅成为其选辑, 也是其阐发的贯穿主旨。通过序与各篇附记, 周作人重点宣扬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就是“非战争, 赞美力作, 主张共同生活”的精神, 专门指出他的《空大鼓》即其“非战的宣言”, 并大力推介安特莱夫的《红笑》是非战文学中“最猛烈”的。也因而执是以言, 将“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标举为“俄国人道主义”, 是“文学上的宗旨”与“最高上的功业”。由此我们也能够意识到为什么托尔斯泰、罗素等反战思想家, 以及泰戈尔、安特莱夫、武者小路实笃等反战作家能流行一时。如汪晖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中所说:“将‘五四文化转向’置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震惊之中, 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一‘意识的转变’的普遍意义。”

反战思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 这期间被时人命名为“新战争文学”的作品大量翻译进来, 林语堂《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序”、洪深《西线无战事》“后序”、施蛰存《一九〇二级》“译者致语”、麦耶夫《战争》“译序”、张资平《退路》“序”、周作人《战中人》“序”及屠介如“译者序”、林疑今《西线归来》“译者后记”等, 大多令人惊奇地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 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作者在比较中外古代战争文学或是“歌颂武功, 追述英雄”, 或是描写小百姓“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主题特征的基础上, 概括出新战争文学的非战旨意。尤其是洪深全面总结了世界反战力量对“一战”原因和代价的反思。他指出, 若追究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不只是三十六个外交家的问题, 军权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秘密的联盟、机关报纸才是发起战争的强大动力, 并将导致战争的流行观念一一列举批判:“以为战争即是社会的为了生存而奋斗”、“以为战争是一切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原因”、“以为某某民族是上帝生之为世界的主人翁”、“以为国家的行为不应绳之以寻常道德的标准、以为战死是最高尚的牺牲、以为战争可以引起人类优美的德性”——这诸多荒谬论调都误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而将制止战争的希望赋予人类的理智和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很快东北全境沦陷。民族—国家意识重新高涨, 非战思潮受到遏制。历史战争题材、弱小民族反抗外敌侵略、假想未来战争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译作纷纷出笼。翻译家或借西讽中, 讥刺中国的不抵抗, 如李青崖《写在〈俘虏〉前面》说, 尽管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打了败仗, 但“法军之败, 都是从血战巨创之后才退避的”, 即使失败, 也表现出“立国的一种精神”, “法国人对于国家和种族所怀的责任心”;或以古代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事迹“作为国民作兴的读本, 国民精神训练的模范”;或以叛国者的下场警告国人:“汉奸终无好下场”;或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声援:号召支持中国“非但为保持西方国家的利益”, “也为世界文明的前途而大声疾呼”。甚至连翻译古典文学作品也不忘抗战。高寒于《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引言中, 激情地要以“所译的这部长诗作为一支伟大的战曲”, 献给“为着未来的希望和光明这么惨酷而英勇地斗争着的战士!”与郭沫若合译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高地则在《译校附言》中告知读者, 他的目的就是要以帝俄坚持长期抗战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们一个‘抗战必胜’的例子”。即使翻译的是非战文学, 此时译者也要特别告诫读者:“须认明侵略他人的战争固为无上的罪恶, 至若不得已而为抵抗暴力的战争, 则实属正当防卫, 不仅毫无罪恶可言, 实为一个独立民族所应有的权利与光荣。”

那些关注军事形势的翻译家更是“悚然于危亡之祸, 矍然为御侮救国之谋”, 英国H.C.Bywater撰写的长篇假想海战小说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汉译本, 郎醒石《〈太平洋大战〉序》和张炽 (张季鸾) 《〈日美太平洋大战〉序》, 另外还有哈汉仪《〈潜水艇的大活动〉译序》等, 都对中国自甲午北洋舰队亡而不建海军表达了强烈不满, 认为“日本敢于悍然侵略, 虽犯世界舆论而不恤者, 首恃其目前之远东制海权”。他们的翻译目的“一在供给海军知识, 一面还想把它拿来当做国民精神教育的课本”。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外国军事专家的分析和假想竟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一一应验, 甚至能够准确地预见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不会迟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发生的”。

全国抗战以后,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更涌现出有组织、成规模的翻译活动。国民党中宣部与政治部委托中国文艺社公开征求军歌, 出版徐仲年、俞大絪、商章孙选译《英法德美军歌选》。中央大学设“战时文学讲座”, 译者认为, 从“每次听讲者之众多, 便可推知在此长期抵抗过程中介绍外国战时文学的需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在“国防文学”倡导下所开展的“国防戏剧”运动, 成为抗战宣传中的一支劲旅。舒湮在《〈儿女风云〉“光明戏剧丛书”总序》中总结说:“这两年半以来的民族解放战争, 证明了文艺为国家服役的功绩;特别是戏剧部门的帮助教育群众, 记录抗战史实, 宣传反侵略真谛, 动员民众保卫国土”, “这一切将是中国戏剧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为迅速展开战争动员, 戏剧界“对于历史性而又富于国防意义的剧本发生了空前的兴趣”, 苏联描写俄土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苏瓦洛夫元帅》国防历史剧, 仅在40年代初的一两年中就涌现出四个汉译本。为解决“剧本荒”的问题, 一个短平快的手段就是将世界戏剧优秀遗产加以中国化, 改译剧成为一大繁荣的品种。当时最著名的“好一计鞭子”:街头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均出自改译。莫里哀、雨果、果戈理、高尔基、莱辛, 以及意大利哥尔特尼 (Carlo Coldoni) 、法国保罗·聂芳 (Paul Nivoix) 等的戏剧都曾被“拿来”改头换面, 为中国抗日所用。

由于空军在现代战争中所占位置十分重要, 为促进中国大空军建设的完成, “空军文学”的正式提出, 为抗战文学增加了一个新品种。当时不仅策划出版了“空军文学丛书”、“空军文艺丛书”、“空军戏剧丛书”, 还编有“空军文学译丛”。杜秉正在《血斗》前言里, 郑重指出空军文学应“是抗战文学中之一部门”, “是宣传建设空军的有力武器”, 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空军文学“创作和介绍, 分头并进”的方法。事实上, 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翻译不仅限于空军文学, 它们也构成了抗战文学的双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研究和介绍纳粹德国的纪实文学又成为汉译热点, 《希特勒征服欧洲》《德国内幕》《在德军后方》《战时柏林日记》等相继面世, 如李嘉璧于《〈在德军后方〉译者绪言》所说, “自从德国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旷古未有之战绩后, 世人对于这‘何兴之暴也’的纳粹国家都感觉起兴趣来。关于它的论著, 简直多得可以车载斗量”。同时总结法国溃败前因后果的汉译也先后热销, 时与潮编辑部在《〈法国的悲剧〉译者序》中发自肺腑地说:“法国的悲剧是一个最切实而生动的教训。所有想立足于当前这个国际角逐场中的国家, 都应该虚心来领会并接受法国的血腥的教训。我们谨以最严肃的态度把本书介绍给在艰苦抗战中的同胞们!”

比较而言, 此时期对苏联文学的汉译最多, 中苏文化协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 苏联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 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在有组织地重点译介苏联文学。尤其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 苏联人民在前后方的抗战事迹几乎是同步地被翻译过来, 苏联战绩和“苏维埃人”舍身报国的英雄群像成为鼓舞中国抗战的一大精神力量, 为苏联赢得了至高的声誉。曹靖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组织翻译了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速写、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集《剥去的面具》。在编后记中, 他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次大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认为“苏联的抗战, 也正是为全世界, 为全人类担负着擒贼擒王的巨任”, 号召“介绍苏联的抗战文艺, 作我们精神上的呼应与砥砺”。

译介苏联文学不仅是对中国抗战的声援, 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性, “二战”虽然使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携手合作, 但其竞争从未因此而止息。显然, 从此时段的译序跋可以看出, 苏联对卫国战争的英雄化宣传, 对其胜利者、拯救者形象的塑造, 都被转译成社会主义代表力量、正义和光明的一种象征, 在中国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如曹靖华在《虹》译者序中说:“在任何一个村子里, 只要德国的统治, 用血和泪在那儿存在了一天的话, 万代千秋, 在那儿都不会再有人对苏维埃政权不满, 怠惰, 冷淡了……生活的本身, 用最可怕的教训, 教会了人们。”他指出:“‘虹’在这部作品里, 是一种象征。这是光明战胜黑暗, 文明战胜野蛮, 人道战胜暴力, 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象征。”

苏联反抗纳粹德国的英勇壮烈事迹, 也引起国民党抗战力量的惊叹与赞佩, 《丹娘》译者傅学文, 作为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的夫人, 曾随同丈夫于苏联艰苦建设时期、卫国抗战时期两次旅居苏联, 译完《丹娘》后, 她也不能不深有感触地在序中说, “一个民族产生丹娘这样的爱国者, 决不是偶然的事。苏联建国以来, 妇女在经济, 政治, 社会上, 得到完全的解放;因此, 苏联妇女的政治觉悟, 创造能力, 和技术锻炼, 得到与男子同样的发展, 二十几年来的和平建设, 苏联妇女作了很重要的贡献。而抗战以来, 苏联妇女的爱国精神与牺牲勇气, 表现得尤为显著”, “丹娘是无数爱国妇女的代表者”。宋美龄、冯玉祥、于右任、李德全以及郭沫若等也都加入了宣扬丹娘英勇事迹的行列, 纷纷为该译作写序、题词、赋诗。魏敬则借用美国作家的观察来说明《苏联的新面目》, 在其译序中指出, “从苏联对德战争的辉煌胜利里, 蔓生出一个问题——认识苏联”, “认识苏联, 本不该自今日始;但事实上至今日方成为确凿的、具体的行为。误解苏联、忽视苏联的时代, 已完全过去”。

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抗战文学所宣扬的精神, 柳无垢译完萨洛扬《人类的喜剧》, 比较其不同时说:“在萨洛扬的笔下, 我们看到美国一般家庭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应”, “他们接受战争的态度, 并不因为这一次是反法西斯战争而有所不同。萨洛扬企图用人间的爱, 用纯情感来慰藉这些因战争而生离死别的人”, “他只是告诉我们在这莫可奈何的大难中, 我们应该怎样勇敢愉快地在不幸中生活下去, 在苦痛中更温暖更广大地爱着人类”。对战争的这种态度和声音在《序跋集》中是极其微弱的。苏联高度英雄化与正义化, 将一切悲剧都转化为仇恨的战争叙事, “驱逐”了关于战争的代价及其残酷性以及对于个体生命权利与意义的反思, 承载的是国家至上的价值观。

“二战”结束后, 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美国资本主义道路, 已演化成拥护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事实上, 在共产党尚未取得政权时, 苏联已经赢得广泛的人心, 这从来自南京的译者蕴雯的担忧中可以证明。他自陈之所以翻译原系苏共党员、苏联驻美购办团副团长维克多·葛诚科 (V.Kravchenco) 叛国后写的回忆录《我择取自由》, 就是因为“在这动乱的中国, 多少青年, 为了不满现状在追求更可怕更危险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转变我们的方向, 慢慢的步上民主建国之路, 奴役、充军、饥饿、死刑和永无止境的恐怖, 也就在眼前了”。译者介绍这本书“从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叙起,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卷入漩涡以后为止。葛诚科以国事演变为经, 以个人经验为纬, 把共产主义在苏联社会渗透的始末, 忠实地描写了出来”, “使那惨绝人寰的共产主义政治, 暴露在世人眼前”。这本被国民党中宣部负责人潘公展称作是“出于至诚”、“信而有征”的传记, 显然因其反苏反共的价值, 仅在1947年就出了蕴雯、勤宣、沈锜三个译本, 后来又有简本, 潘公展还为勤宣本专门作序, 翻译的政治性不言而喻。

概而言之, 在清末民国时期围绕着战争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及其译序跋的写作, 也许不能完全当作客观历史来读, 但它真实地保存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情感心态。或者可以说, 这是另一种历史, 一种观念情感中的历史, 这些历史碎片的集合可以隐约浮现出国际战争观的流变。从晚清流行的“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之强权”的公理观, 以及由此衍生的“竞争者进化之母也, 战事者文明之媒也”的殖民帝国战争观, 到和平主义非战观的兴起, 将“崇强国”、“崇侵略”斥为“恶声”, 把一切战争视为犯罪, 从而使呼唤“人类一体”的人道主义成为历史的主调。“二战”的爆发, 虽然使理想主义的非战观受到现实的嘲弄, 但如果审视“二战”中所高扬的战争观念就会发现, 正是在非战思想的基础上, 才能够确立起侵略为非正义、反侵略为正义的国际公理。这大概也是苏联坚持将与纳粹德国的抗战称为“卫国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名正言顺地赢得国际广泛的同情和援助的道义所在。

序跋本是吉光片羽的小文, 因其时近地切, 存有被大历史叙事所疏漏和屏蔽的诸多历史面影、细节及因缘而成为珍贵的原始史料, 它的全面纂辑不仅可以纵观其历史的流脉, 也可以横断其时代的际会。虽然同一年代出版的译作会因选择翻译对象 (古典或现代) 的不同而具有穿越感, 但往往其序跋所声言的共同主旨、所使用的共同理论框架却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爬梳和披阅这些史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反思历史。

在20世纪上半叶, 尽管各种名目的革命层出不穷, 但以对中国影响的重大和深远来说, 无疑当首推十月革命。虽然, 苏联解体及其档案解密后, 整个苏联历史正在重建, 呈现出与以往苏维埃历史叙述不同, 甚至是相反的事实和图景, 但《序跋集》表现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立场还是为当时的人心所向保留了真实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见证。换句话说, 《序跋集》汇集的历史碎片也许无助于揭示苏联历史的真相, 却不妨借此去触摸中国接受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观念影响的历史现象, 以把握和反思在一个赤色的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和真切情感, 勘探和揭示这一复杂历史表象下的深层逻辑和本源性动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中, 向来强调的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折的“突变”性, 包括如何认识鲁迅前后期的转变也成为文学史的难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吸收近些年来有关五四“社会改造”运动的研究成果, 克服以往“五四叙事学”过度依赖思想的偏颇, 就会使五四新文学用作“改革社会的器械”的一面, 在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图景中浮现出来, 从而更容易洞察这一转变中的不变追求, 以及从“社会改造”运动到社会革命, 这一时代流变中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已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结果后, 再去回溯这一进程, 更会清楚地看到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叙事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在中国获得群体认同的历史选择。对于这样一个大趋势的把握, 有助于我们理解《序跋集》中那些琐碎而不连贯的证据资料。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 “社会主义”一词作为19世纪西方批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早于1896年就出现在《时务报》上, 它所标举的平等和不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学习榜样的价值理念在清末革命派的社会观中已得到体现。孙中山不仅把社会主义界定为“民生主义”, 而且明确主张实现土地国有和经济平等的社会革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反对实行土地国有, 实际上并不反对这一价值理念, 甚至认为与墨子、康有为的大同之义相近, 他不过鉴于当时中国的落后, 主张自由竞争, 优先发展资本主义, 但仍强调要“步步以大同世界为理想”。也就是说, 晚清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同样赞成权利平等、经济平均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 只不过在何时实行以及如何实行上存有分歧。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几乎征服了所有政治流派”, 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最普遍、最重要的思潮。“以平等为其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 也就被当作‘新社会的主义’, 于是‘社会主义’随着向往新社会的主义 (道德价值) 而兴起”。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也揭示出以往学界很少注意到的社会主义流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社会改造思潮之间的关联。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 “在当时人的言说中, 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思潮之一种, 或社会主义即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在这方面, 《序跋集》相当丰富地保存了这一时代话语。

“一战”后, 社会主义思潮与反战思潮相裹挟, 宣布了欧洲物质主义、科学万能大梦的破灭, 为阻止未来的战争, 形成了要以“和平运动方法, 把现代的社会改造好”的思想潮流。托尔斯泰以其“改造社会之健将”, “主张废战最早”, “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形象成为这一潮流的旗帜。1920年北京大学的张邦铭、郑阳和翻译出版《托尔斯泰传》, 不仅在“弁言”中介绍托尔斯泰与“世界改造”之关系, 并以“附刊”形式阐发托尔斯泰的“人类和平根本观”, 认为其“正本清源之道, 则在吾人各有劳工节欲之自觉”。所谓“劳工主义所以平均负担, 节欲主义所以平均享受。二者必须相辅而行, 而后人类相处, 可以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以发挥互助之精神, 以企图最大之福利, 所谓人类和平之极轨, 胥基于是”。可以说, 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非战思潮、劳工神圣、平民主义、新村运动、为人生的艺术观等等都可在致力于社会改造的托尔斯泰主义中发现其源头, 所以刘灵华将倡导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并称为“现世文化先觉之中心”, 把托氏的社会改造主张命名为“大同社会主义”。郑振铎也认为, “有许多人都说, 俄国现在的革命的成功, 得力于托尔斯泰的平民的宣传事业, 实不在少处”。他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84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文学, 以其“特有的那种‘社会理想’”, 不仅在欧罗巴, 也在中国“放出异样光芒而博得大众的欢迎”。

在文体上, 戏剧也因其“就是社会的模型, 社会进步, 可以促进戏剧的改良;戏剧改良, 也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 是“改进社会最有力量的东西”而成为与小说译介相伯仲的热点, 社会剧是五四时期备受关注、着力引进的流行文体。一开始, 易卜生被塑造为“专用白话文来讨论社会问题”, “打定主意要替这满身是病的社会诊病开脉案”的形象, 而得到中国作家的追捧。其戏剧对家庭、道德、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批判, 所提出的女子问题和婚姻问题, 也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主题, 其“要想改造社会只有充分发展个人才性的一个法子”的思想被视为真理而得到广泛信仰。继之而起的, 则是萧伯纳的社会剧日渐赢得人心, 因其不仅诊病源, 也开方子, “崇拜马克思的社会改造方法与经济学说”而获标举。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也因能反映“弱者在现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 ……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径”而被郭沫若最早翻译进来。

笔者对《序跋集》做过粗略的统计, 起码从1917年至1927年谈论最多的还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 这与反映此一时期革命的俄罗斯文学被翻译进来, 引起热烈反响有关。事实上, 直到斯大林在1928年至1931年发起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大转向”以后, 苏联的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才成为中心话题, 真正进入“爆炸性”的红色三十年代。在对待十月革命态度之转变上, 《序跋集》记录了从和平的社会改造运动转向社会革命的舆论流变。

十月革命甫一爆发, 社会学家陶孟和 (陶履恭) 就从欧洲带回了英国兰姆塞 (Arthur Ransom, 今译兰塞姆) 撰写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 由北大学生兼生 (黄凌霜) 翻译, 所持有的还是“考见俄国真相”的旁观者态度。1920年瞿秋白、郑振铎分别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作序, 两相比较, 郑振铎强调的只是介绍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创造的意义;而瞿秋白更“动心”的是俄国十月革命, 而非俄国文学。他所歆羡的是“俄国能从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所以他一再说, 我们从俄国文学“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 断不敢说, 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瞿秋白的观点, 正是1923年底至1924年初共产党阵营在《中国青年》上以“实际运动”的效力否定“文学运动”的先声。

1924年田汉为《日本现代剧选第一集》“菊池宽剧选”作序时, 特别介绍了日本林癸未夫对菊池宽社会思想的阐发, 林癸未夫指出, 菊池宽虽然认为“世界之社会主义化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必须合理,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虽不合理, 但改造为社会主义的组织时必待资本家自己醒觉, 自动的放弃他的特权方为合理的手段。若劳动者取争斗的手段剥夺资本家的特权, 其结果必陷于‘俄国那样的混乱’, 殊非正当的‘改造之途径’”。菊池宽社会思想的根柢就在于此, 即“目的则承认社会改革之必要, 手段则主张平和的”。而且林癸未夫认为, “他这种思想恐怕是现代日本人大多数所共鸣的思想”。而到1925年郭沫若为屠格涅夫《新时代》 (今译《处女地》) 作序, 则已明确呼吁:“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 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从诉求社会改造到号召走苏联“一声炮响”的革命道路, 证明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论断:“自大战爆发以来, 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 就是俄国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以后, 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为一股潮流。”

20世纪30年代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苏联, 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 被视为社会革命成功的样板。就像曾经的西方将自己置于文明进化的顶端, 而把他者斥为野蛮、落后一样, 此时苏联将自己宣传成取代欧美资本主义, 代表历史发展未来的社会主义乐园。相当多的中国左翼翻译家对此不仅全盘接受, 更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梦想寄托在对苏联的想象上。

曾克熙1935年翻译了美国作家白乐梅 (E.Bellamy) “描写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后, 断定“社会主义的世界, 现在似乎已成为对于将来的社会组织的公共目标”。有意思的是, 这个译作正是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因其“多叙养民之法”而译给中国学习的, 他嫌其原名Looking Backward“不甚切实”而改译为《百年一觉》, 其序又成为我们这套《序跋集》的开篇。也许这是一个历史的预言, 从李提摩太于1894年向中国推送这本“养民新书”, 到“自从出了苏俄的五年计划, 这本书的理想又引起著作界的注意”, 曾克熙重译这本书时, 尽管认为小说“所描写1887年之美国个人主义社会的情形, 现仍活跃于全世界 (除苏俄外) ”, 但他已然确信“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在实现着了”。也就是说, 苏联模式在他心目中代表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现实的未来发展方向。董纯才更在《五年计划故事》“译者的话”中兴奋地告知读者:“苏联这个新国家, 不, 这个新世界, 现在是光芒万丈, 非常惹人注目了。……革命后的苏联, 不到二十年工夫, 不论是产业上文化上, 有些地方已经追赶上了欧美那些先进的国家。”周立波译毕《被开垦的处女地》作“译后附记”, 将苏联和旧俄文学做对比后说:“俄国文学的传统的‘含泪的微笑’, 传到这本书, 已经变了质, 微笑是一种尽心尽力的生活的欢愉, 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强笑了, 而眼泪只是属于过去。”康白珊则以苏联一个公共住宅的八个故事告知读者, “自从十月革命成功以后, 俄国的儿童们, 马上就得了自由”, 并以此为例得出结论:“他们相信, 解放一切被压迫的儿童们, 只有促成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到1940年曹靖华通过卡达耶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讲述“苏维埃型的‘大团圆’故事”时, 已经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 也就是万众人民的幸福”, “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幸福”。

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汉译及其序跋评介, 的确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异域理想社会, 而使社会主义苏联成为可以满足晚清以来国人渴望赶超欧美、社会平等、人民幸福的象征,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社会主义共同体, 一个集体认同的目标。要探究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在中国形成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非本文所能胜任。但从译序跋虽零散却大量的评介中还是不难感到, 汉译文学在创造苏联这个想象的理想社会时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从译序跋相对一致的理论框架来看, 30年代左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已被普遍接受而成为流行的思想观念。楼适夷曾于《〈苏联短篇小说集〉译者前记》中断定:“在今日旧世界崩溃的道程中,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是到向新人类创造的道标, 在大文学树立的工程中, 苏联文学也以巨人的姿态, 卓立在我们的目前, 作努力的向导与模范。”胡仲持甚至认为苏联“一个五年计划两个五年计划以后, 寄生阶层已经消灭”, 甚至将苏联比喻为“最后到来的巨人”。

以这样的历史观去看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译文学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此一时期翻译欧美和俄国文学最多的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及其人性堕落的作品, 恰与动员走苏联革命道路具有相反相成之效。邹绿芷翻译出版狄更斯《黄昏的故事》时, 附录《狄更斯——英国伟大的讽刺家》一文强调, 尽管狄更斯“是西方的敢于面对社会问题的少数作家之一”, 但他“从来没有非难过私有财产——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虽然狄更斯“在穷人之间是非常得人心的, 可是他并没有指出贫穷的原因——那现存社会秩序真正的本质——但是却梦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改良”。马耳在《总建筑师》“译者序”中, 不仅将易卜生塑造成“敢于与旧社会斗争的战士”形象, 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他不相信社会是可以渐渐地改良的。他相信, 社会的改造必需要经过彻底的革命”。

实际上, 不仅19世纪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左拉、雨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都被纳入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观的叙述框架中, 20世纪生活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作家, 也因其能够“从内部来暴露资本主义的酗恶”同样受到重视。

戴平万为辛克莱《求真者》写在“书前”说:“辛克莱是一个良心清醒, 心地正直, 为真理而奋斗的正义的战士, 正如俄国的高尔基 (M.Gorki) 、法国的巴比塞 (A.Barbusse) , 他们都是竭力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 带有反抗精神的作家。辛克莱把美国资本主义的机巧, 美国一切产业家, 银行信托者以及他们的走狗——教会, 他们的喉舌——教育机关和新闻纸的黑幕, 全无遗憾地暴露了出来, 又毫不容情地把它们抨击得粉碎;而代替这些的, 他希望用世界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理想的黄金时代。”德莱赛、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美国作家被中国翻译家所首肯的, 也不外是对“这世界第一‘富国’”的批判价值。更具说服力的是, 傅东华为夏征农、祝秀侠合译美国黑人作家休士《不是没有笑的》作长篇大序, 以打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他指出, 休士曾经“相信社会平等的问题可由教育来解决, 可由显示黑人的创造能力来解决。他还不晓得种族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 不晓得唯有对于资本主义革命, 黑人才可得着完全的解放”。

在主题思想上能否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甚至也成为评价古典作家价值的标准。周学普译完歌德的《赫尔曼与陀罗特亚》, 又作“译者序”阐释说, “哥德底时代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底过渡期, 我们现代底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底过渡期, 所以我们若以唯物史观的研究法阐明社会经济的条件对于哥德底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底变迁的制约性, 可以把它作为德国底及全欧洲底布尔乔亚发展底镜而确定哥德在人类底文化底发展上的位置以及他底业绩对于我们新文学底相对的价值”。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 他批判歌德“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只认见了产业底进步底倾向, 而没有认见社会底阶级的分化底倾向, 没有认见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底掘墓人”。

其次, 192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意识兴起, 为想象的苏联政治获得革命道德的制高点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来马克思的阶级论主要不是根据通常使用的标准, 如财富、地位或受教育程度, 而是依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及其作用来界定的, 认为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居于统治地位和注定要推翻其统治的阶级,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 马克思认为,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此时期大量译序跋说明, 苏联文学及其汉译将马克思所特指的“无产阶级”扩大成了“底层”的弱者、被压迫者、“劳动阶级”之类的集体概念。蒋光慈曾为林曼青 (洪灵菲) 译高尔基《我的童年》作序, 专门介绍苏联教授柯根 (B.Cogan) 的“高尔基论”,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共鸣。柯根认为, 高尔基并非因为自己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领会了“这革命非由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来完成不可的事的缘故。他倒是走着对于那感到了对人类的天才开拓着无限的空间的劳动阶级的服役的路向着这里来的”。因而他“现在是成着自觉了的人类的良心的声音”。

对底层弱者的同情态度也是近现代汉译文学所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从林纾盛赞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 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到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所建构起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如周作人在《现代小说译丛》序言中所说, “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 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王靖在《托尔斯泰小说集》附录所阐释的“托尔斯泰主义”之一, “认定服务两字, 是人类生存必要的要素”, 正与标举高尔基走上“劳动阶级的服役的路”相接榫, 而由鲁迅、周作人所开辟的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传统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扩大。

苏联文学对劳动阶级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新生活”, 成长为“新人”的描写正迎合了这种“人类的良心”的诉求。《士敏土》让鲁迅所看重的就是“和这历史一同, 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萧参 (瞿秋白) 在《高尔基创作选集》后记也强调, “群众在负着历史使命的阶级领导之下, 在这种阶级的行动和创造的领导之下, 自己是在改变着自己的‘天性’”。而到戈宝权为林淡秋译《时间呀前进!》阐发其意义时, 则将该作视为新人诞生的见证。不仅指出作者首先响应了高尔基号召, “拿社会主义的建设来做主题”, “写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录’”, 而且认为这部作品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建设的每分钟中都看到新的奇迹和新的人的诞生”。

苏联文学不仅“描写生产的英雄”, 还产生了由“生产的英雄”写作的“突击队文学”。“整千整万的生产工人和集体农民的作家, 在工场农场中产生了, 工农作家的报告文学, 几乎埋满了从《真理报》以至一切报章杂志的文学篇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正是这场讲述英雄与英雄讲述运动的最高代表。他作为苏维埃新人的典型, 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同时代人对苏联想象的期待。如该作最早汉译者段洛夫、陈非璜在《译者的几句话》里, 谈其翻译初衷时说, “我们怀着一颗热烈的心, 想知道一个特有的, 被革命的现实锻炼成钢铁一般坚固的青年战士的杰作的姿态”。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作为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化身, 正体现了苏维埃文学之政治与苏维埃政治之文学的合一。通过这个苏维埃英雄与作家的双重成长故事向世界宣布苏联“导向新人类创造”的成功。潮锋出版社将该作定位为“一部轰动全世界的世界名著”、“苏联文学的最高峰”。唐旭之更翻译了一本侨居苏联的外国人自述合集《在和平劳动之国》, 利用他者身份, 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宣称:“在资本主义普遍腐败的现代, 苏联所最可向全世界夸耀的就是它的人民无例外地蓬蓬勃勃向上发展的热情和力量。”

在苏德战争中塑造的“苏维埃人”英雄群像更把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诞生的“新人”推向人类所能仰望的制高点。曹靖华在《〈侵略〉译者序》中特别指出:“苏联现代文学的全部高深的价值及勇壮的气概, 都是由于发掘这种新人而来的。”郭沫若则颂扬苏德战争中的苏联文学“把苏联精神和真理必胜的原因充分地形象化了。这是真正的民主主义, 人民本位文化的塑像”, 从此可以推想“解除了镣铐的人民的力量是无限量的”, “它不仅抵当着了有史以来最反动的法西斯兽军的侵略, 而且还要摧毁它, 绝灭它, 把人类解放的福音传遍全欧洲, 全世界”。

总之, 苏联汉译文学及其序跋不仅宣扬了革命与战争对苏联社会的改造, 更以“苏维埃超人”群像的塑造显示出对人的改造的巨大力量, 或者也可以说, 在对苏维埃群像的译介推崇中, 折射了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致力于“新民”、“改造国民性”的一贯诉求。

再次, 从汉译文学理论来看, 20世纪上半叶最受推崇的是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诸多主义虽名目不同, 但其文学观都将“真实地”再现现实作为文学的最高价值, 或者说, 将文学作品用于历史解释。保证真实再现的文学观把文学与现实在想象中合而为一, 或者说将文学话语与现实等量齐观。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下, 苏联文学所表现的社会人生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看做是苏联的“社会事实”, 像傅东华在《饥饿及其他》“重刊序”中谈到翻译动机, 就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革命尚未完成的期间, 为好奇心所动, 要想知道知道别人家的另一性质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译了这几篇东西”。将文学等同于现实, 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

大量译序跋对苏联文学强调的都是其“写实”、“实录”、“实际的人生”性质, 如白明译完《运油船德本号》, “关于作者”开篇即强调:“这不仅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处女作, 而且还是一部青年苏维埃生活的写实, 一部人类新生活发展与成长的写实。”坚信从苏联文学中可以看到“实际的人生”, 甚至对于多少暴露出苏联黑暗面的作品, 也在笼统的称颂中将其屏蔽。像董绍明 (董秋斯) 那样能够清醒地为“敢用正眼看事实的人们”指出, 《士敏土》是一本“格外注重自我批判”, “颇可一读的书”的译者, 少而又少。

从五四社会改造运动到选择走俄国革命的路, 其思想看似对立, 实际是出于同一根脉。许天虹在《托尔斯泰》“前记”中曾引用茨威格的话说:“托氏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两大彼此截然相反的运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和俄国的‘波尔雪维克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译者汪炳琨在“小引”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 认为“杜氏和托尔斯泰, 殊途同归, 无异左右手, 做了俄国革命的前驱”。从五四的托尔斯泰热、俄罗斯文学热到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热, 中国对俄罗斯革命、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都是通过文字 (阅读) 来想象的。今天, 重读这些历史文献, 首先要在历史所发生的事实和对历史事实表述的话语之间做出区分。《序跋集》所保留的对苏联革命的憧憬与历史事实, 只能说是其作者所感到的情绪与所知道的事实, 甚至是其所要建构的情绪与事实。由此, 我们也可以考察翻译异域在建构理想社会上所能发挥的重要效能, 在影响人心, 造成一个时代认同上所发挥的巨大能量。

一般而言, 序跋的最根本功能如叶圣陶所说:“是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 使作品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 很显著地展现于读者心中。”而译序跋的功能更加多一层, 不仅要“替作者加一种说明”, 还要为译者加一种说明, 从而对读者完成从原作到译作的导读。可以说, 译序跋是连接读者与原作及其译作的桥梁。但显而易见, 在架构这个桥梁的过程中, 译者一方面要努力接近和抓住原作及其作者的精神特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由于原作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更由于译者并非是原作的创作者, 他对原作的说明只能是译者的理解和阐释。这就不能不受制于他的翻译目的、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诗学, 甚至包括赞助人意图的影响。所以, 不仅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 事实上, 译序跋更是对原作的又一次改写, 每个译序跋的作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和建构原作的形象, 与原作者展开对话。大量译序跋的汇集使不同阶段、不同作者群所持有的相对一致的观念和理论框架得以彰显, 尤其是当同一原作及其作者得到不同评价和阐释时愈加分明。

如前所述, 不仅“战争”与“革命”两大普遍观念的变迁在左右着译序跋对原作及其原作者的评判, “人”之观念的建构与普及更成为译序跋作者探究原作思想深度和精神特征的依据和价值取向。如果说前者立足于外部现实政治和社会动员的需要, 而试图与读者达成普遍目的认同, 有时甚至是社会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则更倾向于对人本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体现了汉译文学“别求新声于异邦”, 为现代中国建构文化新宗的追求。

在《序跋集》中, 晚清至民初很少使用五四时期流行的“个人”、“人类”、“人道”、“人性”之类的概念, “人”之观念多和族群、类型联系在一起, 或指涉道德人格、或是泛称, 如国人、华人、支那人、欧人、西人、俄人、白人、黑种人、黄种人, 诗人、友人、家人、教中人, 圣人、贤人、名人、恶人、愚人、党人等等, 不一而足。这种词语搭配的流行本身即说明, “人”之意识隶属于国家族群或道德人格的普遍观念。偶有使用“人道”、“人性”的概念也以国家、种族为鹄的, 如徐念慈在《苏格兰独立记》第十七回加“觉我赘语”说:“不惜赤血, 争回国权, 实为人道之正, 吾同胞其听者!”该句所言“人道”反映的恰恰是国家至上的观念, 而非以人为本的“人道”涵义。藜床卧读生在《昕夕闲谈·译校重订外国小说序言》中使用“人性”一词时说:“人性约分三大级:聪明而弱者, 亚洲也;坚忍而强者, 欧、墨也;其非、澳两洲, 则愚而固执, 不足深论。”该观点显然是晚清流行的人种理论之翻版, 此处的人性并不与绝对的神性形成对比, 而是将所谓优种人与次人类相区隔, 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进化论的流行尽管在清末已树立起人之生物性质的观念, 但也同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鲁迅1903年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人类者, 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 虽发周作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之先声, 推崇的却是美国培伦氏 (实为法国作家凡尔纳) “以其尚武之精神, 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当然不能不指出的是, 鲁迅很快于1908年又发表《破恶声论》, 批判了晚清以来因“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 以“爱国”、“为国民”的名义, “举世滔滔, 颂美侵略”之恶声, 转而赞叹中国“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 敬天礼地”、“宝爱平和”、“光华美大”之精神, 鲁迅的“破恶声论”足可称为五四反战的人道主义思潮之嚆矢。

从《序跋集》来看, 在建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上, 当首推周作人。1920年周作人辑译出版《点滴》短篇小说集时, 新潮社的傅斯年和罗家伦建议他, 对集子所收小说的特殊之处——“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作“约略的说明”。为此, 周作人不仅写了《序》, 还分别为其中十八个短篇一一作了“附记”, 并于书末录其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由此可见, 周作人辑译出版的《点滴》, 是一次接受北大新文化派的委托, 集中而郑重地阐发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周作人所谈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再次发现, 更是对“一战”后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拿来”。他在《人的文学》中敏锐地指出, 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 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 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周作人虽然没有预言第三次人的发现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文化事件, 但他已明确地把“一战”后的思潮定位为再次崛起的人道主义。他不仅将其与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视为“人”的真理的第三次发现, 并认为“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周作人的这一观点, 学界一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 而习惯性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类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这也大体不差, 但历史地看, 五四人道主义精神主要是以输入和阐释俄罗斯文学及托尔斯泰主义建构起来的, 这正是周作人所说“人”的真理第三次发现的思想源头。可以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与世界潮流同步共振的运动。

与文艺复兴时期更强调人性与神性的区分不同, 由于此次“人”的发现缘于受到世界大战的重创, 因而更强调人与人的一致与相通, 如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所说“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 并不限定一族一国”, 托尔斯泰所说“世界人类都是一样的, 都应该相爱相助, 因为有政府, 才有战争”的政府观被广为接受。进而周作人言简意赅地概括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只承认单位是我, 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 我的问题的解决, 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即他在《人的文学》中所声言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彼此都是人类, 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下, 《点滴》所收作品尽管表现出的人生观并不相同, 但周作人恰恰强调“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 是不可能, 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 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后来他在《雅歌》附录《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再次强调“中国旧思想的弊痛, 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 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 调剂下去, 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也就是说, 周作人倡导的人道主义, 恰恰不是要诉诸思想的统一, 而是要通过个人“对于人生诸问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来体现“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 这才可谓之“人的文学”。因而他将其归结到“个人的文学, 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 将这种“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精神命名为“大人类主义”、“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之重要性不仅如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所说, “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的“中心观念”, 而且为文学批评与研究建立起“个体—人类”的阐释框架, 在“彼此都是人类, 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同是人类之一, 同具感觉性情”的逻辑推理下, 以个体代表人类的话语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如盛澄华在《伪币制造者》译者序中所直言“最个人性的作品中却往往存在着最高的人性”, 为求理解作者其人, “我们也不妨从他的作品入手”。因之, 不仅人物形象, 而且作家本人都成为分析、探究人生与人性共同问题和真相的个案。即使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兴起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阶级和国家—民族话语相继风行的时候, 以个体代表人类的阐释传统仍然相续相寻, 或相间相杂、并行不悖。大量译序跋即以域外作家作品个案为研究对象, 并以此去勾连原作家与其人物的联系, 将其作为“人类之一”, 或去探究人类共性问题, 或借此透视人类本性, 或抒写人类理想, 或在与社会的对立中, 批判“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

由于新文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文学中, 人的文学, 本来极少”, 所以力倡要建设“人的文学”, “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 扩大读者的精神, 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 养成人的道德, 实现人的生活”。这样, 译作就被视为观摩与考察域外“人的文学”的窗口, 被拿来用作表达新文学方向及其所主张的理想文学的范本。

瞿秋白、郑振铎曾联合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作序, 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指出了从晚清的译介英法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转移到“专以‘真’字为骨”、以“人道的情感”为“最大特色”的俄罗斯文学的导向, 阐明了俄罗斯文学是“人的文学, 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 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是平民的文学”的性质, 也为新文学的发展制定了以译介俄罗斯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创造第一步”的策略。且不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被视为提倡人道主义最力的文学者, 还有“俄罗斯的艺术家与批评家, 自倍林斯基 (Belinsky) 与杜薄罗林蒲夫 (Dobrolinbov) 后, 他们的眼光, 差不多完全趋于‘人生的艺术’ (Art for life’s sake) 的立足点上”,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安特列夫能成为热点人物, 也缘于这重际会。1928年前汉译他的六种剧作中, 都附有序跋, 一一讨论其有关人生问题的种种疑问和答案。郭协邦在《安那斯玛·剧本的批评》中说安特列夫的剧作, 是“对于人类人生问题, 最重要的作品。在这剧本中, 用近代的精神, 近代的智识, 去解决数世纪以来‘人类脑筋中人生问题’:从何处来的?向何处去?什么是人类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要死?这就是讨论人生问题中最要的纲领”。沈琳为《比利时的悲哀》作“叙言”, 不仅将安特列夫推举为和契诃夫“不相上下”的地位, 而且将其介绍成俄国研究人生问题的开启者。认为“安得列夫对于人生的根本问题, 大怀疑虑”, 他的作品传布后, “俄国人的心理, 便向着重大的问题。无论什么事, 都沾着一点革新的色采。俄国人才细细地研究人生的种种问题了”。茅盾似乎在安特列夫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五四落潮后的苦闷:“十九世纪末俄国人心理上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澹都在安特列夫的作品表现出来。……对于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 一一苦思以求解决。”

20世纪初的俄国和中国都处于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革命时代, 对于革命与牺牲的思考是人生问题讨论中最深刻、最具思想内涵的部分。俄国革命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沙宁》和路卜洵的《灰色马》引起了中国文人的强烈震撼。巴金在为岳煐译《工女马得兰》写的序中就提到了其中的两部译作:“近年来译成中文的西洋文学名著中最使我感动的, 只有三部书:第一部是鲁迅君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第二部是郑振铎君所译路卜洵的《灰色马》。”

郑振铎认为, 阿尔志跋绥夫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 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 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笔下的绥惠略夫和沙宁作为厌世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人格化, 集中反映了个人与社会极端对立的人生形态。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 对二者的评判正反映了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抉择。与后来译者批判沙宁“在以前的革命阶段上作为主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经过一个政治烦闷的时期, 向自身底资产阶级性投降, 觅到个人主义的反动的出路”不同, 五四时期的鲁迅还不以阶级, 而是以人性的话语, 将其看做是“现代人的一面”的代表, 认为“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 他是“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 同时鲁迅又批评“这一种倾向, 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 但总不免便是颓唐。赛宁的议论, 也不过一个败绩的颓唐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绥惠略夫则代表着现代人的“别一面”, 鲁迅的评论反映了对革命与牺牲的悖论性认识。他说, 以绥惠略夫为代表的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 ‘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 其结果却“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 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 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 欣幸他的死亡”。绥惠略夫“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的社会复仇行为, 不仅让鲁迅认清了“不可救药的社会”与“无路可走”的人生, 也发现了革命人生“时时露出的人性来”, “尼采式的强者”之价值。正是通过翻译, 鲁迅借助这些革命思想家的思考, 使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洞识获得了达于“极致”的悖论性双重视野, 其序跋不仅传达了他对原作思想的读解, 也表达了自己的抉择和超越。

1924年郑振铎所译路卜洵《灰色马》出版时, 瞿秋白、茅盾、郑振铎和俞平伯都作了长篇大序, 组成了豪华阵容隆重推出。显然, 瞿秋白和茅盾更偏重对俄国民粹派革命问题的清算, 郑振铎和俞平伯则更倾向于对现代人生问题的探究。茅盾以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说明, 《灰色马》描写的“初十年的革命人物”, 代表着“俄国革命家已经走到尽头”, “而他们的第二步就是和从前全然相反的一步——不从事于秘密的暗杀, 而从事于公开的组织民众”。瞿秋白虽然赞叹作者“真正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 “确确实实能代表俄国社会思想史—文学史里一时代一流派的社会情绪呵!”却无情地指出其唯心论、领袖热、个性主义、智识阶级崇拜等理论“所以能发旺于一时, 仅因当时情势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做革命运动, 能有革命情绪;等到时过境迁, ——新革命力的无产阶级发展, 当年的小资产阶级早已顺流而下;所以只剩得这‘过去’的悲哀, 垂死的哀鸣了”。在“社会革命的呼声久已沉寂”, 中国第二次革命高潮即将兴起之际, 翻译热议俄国革命小说显然是一次思考中国的出路、酝酿革命舆论的行为, 如茅盾终篇寄希望于现代青年:“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 有策略, 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

俞平伯则把“灰色马”看做是“死底征象”, 认为全书弥漫了“绝对的疑”和“绝对的倦”的现代精神, 甚至借此表明自己对人生问题的看法:“说老实一点, 活着是不能解决生底问题的, 要解决它们, 除非别活着, 必要不活着方能解决这‘活着’底问题。”郑振铎谈翻译此书的用意之一, 即他觉察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 革命者, 然而在思想方面, 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的——怀疑, 不安而且漠视一切”。

为推出《灰色马》所作的这几篇重头文章, 正标志着社会话题从五四关注人生问题转向革命问题的过渡。由此可见, 译序跋不仅为输入新思想发挥了阐释、沟通、制造社会热点、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重要作用, 更引导了五四“人的文学”、“人生问题”的建构, 而成为其中一个更为深刻的组成部分。

二三十年代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传入, 强调人类共性的人性论受到批判。事实上, 阶级论虽然兴起, 人性论也并未泯灭, 以文学探讨人生与人性的普遍问题, 自五四以后已俨然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阐释传统。尤其是在学院派翻译家对西方经典文学名著的译介中, 更经常使用的是五四时期建构起来的“个体—人类”的阐释传统, 对原作者原作深入研究, 甚至将序跋写成了论文, 或者干脆就以论文形式作为附录。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梁实秋, 虽然他宣扬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的观点, 受到左翼作家的激烈批判, 但并未因此而改弦易张, 30年代他应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之邀, 共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如愿》《威尼斯商人》《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暴风雨》《第十二夜》等九部剧作, 在每部剧作前不仅写有详细的译者序, 逐一考述莎剧的版本历史、著作年代、故事来源, 甚至介绍舞台演出史、综述国外重要评论、发表个人见解, 还大多附有“例言”, 交代翻译所据的版本及其原因、所参考的注释本、翻译的策略方法等等。作为“自由人”的代表, 梁实秋对莎剧的阐释贯彻了他的人性观。在《暴风雨》序里, 他认为莎氏“所用的艺术手段与在其他各剧里所用的初无二致。他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也因此梁实秋更加推崇表现父女伦常关系的《李尔王》, 认为“莎士比亚其他悲剧的取材往往不是常人所能体验的, 而《李尔王》的取材则绝对的有普遍性, 所谓孝道与忤逆, 这是最平凡不过的一件事, 所以这题材可以说是伟大的, 因为它描写的是一段基本的人性”。这段话岂不是梁实秋人性论的翻版吗?他以莎剧做典范, 为自己的主张进行了不容人置喙的辩护, 说明文学就是表现“生老病死的无常”、“爱的要求”、“怜悯与恐惧的情绪”、“伦常的观念”、“企求身心的愉快”, “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事实上, 在文学评论与研究中, 揭示“最基本的人性”、“人生真相”常常成为评判作品的终极标准与最高价值。梁实秋为董仲篪译奥斯汀《骄傲与偏见》作序就指出, 该作所以“至今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动”, “可以证明一件事:以优美的文笔描写常态的人性, 这样的作品毕竟禁得起时间淘汰”。贺玉波于《吉诃德先生·译者的话》中告知读者, 可将其“看作人类天性的写照”。黄石和胡簪云把薄伽丘的《十日谈》称为“人曲”, 因为它“把‘人性’的各方面, 表现得透明玲珑, 描写得淋漓尽致, 我们从此不但认识着人类的各个形相, 并且透视了深潜隐秘的诸般人性”。

随着中国左翼思潮与现代都市消费文化高潮的到来, 阶级意识和唯美—颓废主义的享乐意识都流行一时, 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有关人的观念意识, 尤其是通过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不同评价,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辨识出不同观念下读法的分歧。

左翼作家沈起予为左拉《酒场》写的译者序, 虽然也是中规中矩, 从左拉的生平, 到文艺倾向、“鲁公·马加尔一族”丛书、关于《酒场》, 一一叙来, 但他的解读显然除遗传及环境的影响因素外, 更突出了阶级意识。认为左拉“对于无产阶级的逐渐抬头, 也在他的《酒场》、《芽月》、《劳动》等中表现出来了”, 特别是《酒场》“关于无产者的描写, 关于大众化的用语和形式等, 都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遗产”, “定能给中国文艺界以不少的资范”, 因而将其推举为“鲁公·马加尔一族”丛书之冠。而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任过教的王了一 (王力) 翻译出版《娜娜》附录的《左拉与自然主义》一文, 则从人类共性出发, 更强调“人类的一切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 所以小说里的一切也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 而古来的文学家竟忽略了这一点”。认为左拉的艺术追求是“要把文学与科学合化, 用解剖的方法表现真相”。

而唯美主义者王尔德恰恰反对将人生与文学科学化, 激烈批判自然主义把“生”看做是“依物理化学底法则运行, 死也不过是受物理化学底法则底支配”的观点。张闻天、汪馥泉为译《狱中记》所作的长序, 鲜明地表现出五四时期建构的王尔德形象的时代特征。文章把易卜生和王尔德分别奉作“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艺术”的代表, 认为这两种艺术表达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生态度:即在现代社会, “如其还要生存, 那么就有两条路可走:一, 硬着心肠, 面对这丑恶的人生, 而在这中间发现一条光明的道路;二, 逃避这丑恶的人生, 另造幻象以安慰自己和他人”。与指斥王尔德“非社会的, 病的, 和不道德的”观点不同, 张闻天和汪馥泉不仅高度评价其社会剧, 认为他是一位“社会批评家”, “用讽刺的笔法对通俗的道德宣战!”而且将王尔德看做是“改造人生”, “要把艺术支配人生”的实行家, 甚至认为他“用了宗教的热情”, 像基督一样, “在未来的新社会底建设中, 他所提倡的一定也会得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可以知晓为什么王尔德能够在《新青年》上获得推崇, 后来却被批判为代表资本主义没落的唯美—颓废派。

苏联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流行, 越来越强化了对唯美主义的批判意识。如田汉虽曾受唯美主义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影响, 但后来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观, 因而, 尽管他与“日本的王尔德”谷崎润一郎过从甚密, 仍于1934年翻译出版其《神与人之间》时, 附录长篇《谷崎润一郎评传》, 把谷崎氏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交织叙述, 并不客气地指出“给资本主义末期的颓废倾向中毒了的他, 没有把他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发展到阶级战线底参加, 反而汲汲于资产阶级生活的模仿与追随”, 认为这是真正的“阶级的堕落”, “善恶美丑一样有它的阶级性的”。所以, 田汉解释说“文艺既然是经济基础底上层建筑, 随着客观形势底发展中国青年的全神经都向中国底社会变革集中, 恶魔主义的, 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品许有过时之感。这就是我个人虽和谷崎氏有相当深厚的交情, 却并没有努力着介绍他的作品底缘故”。

经常存在的情况是, 人与阶级话语的交织, 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元共存的理论框架而被混杂运用。如梁实秋, 尽管他一贯以“最基本的人性”、“常态人性”去评估文学的价值, 但分析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时, 也吸收了阶级的观点, 认为“莎士比亚的天才超过了两种宗教的民族的争端, 这篇戏剧并不曾整个的描写了犹太人种或基督教徒, 描写的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 描写的是被压迫者, 一旦得到变本加厉的报仇雪耻的机会, 是如何的疯狂刻毒”。可见, 尽管人与阶级的话语在民国时期是相互论争而对立的, 同时也是相互渗透而共存的。关键是需要我们辨析出批评行为背后的不同理论框架和普遍观念。

在“个体—人类”的阐释框架中, 作家个案研究不再依附于道德教化, 或者民族—国家意识, 而获得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和意义, 译序跋所承担的介绍作家作品的功能, 使它成为这一类型研究的方便文体, 其中的佼佼者更将一般性导读发展成切中肯綮的深度批评。像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 周作人对希腊神话、圣书, 胡适对易卜生, 郭沫若、周学普对歌德, 郑振铎、王靖对托尔斯泰, 茅盾对莫泊桑、萧伯纳, 梁实秋对莎士比亚, 巴金对克鲁泡特金, 卞之琳对纪德, 李健吾对司汤达, 吕天石对哈代, 顾仲彝、张梦麟对奥尼尔, 盛成对巴尔扎克, 王了一、沈起予对左拉, 邢鹏举对波德莱尔, 田汉、章克标对佐藤春夫、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等作家作品的批评与研究, 即使在今天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前所述, 中国百年翻译运动因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起, 也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伴相生。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建构与流变不仅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文学翻译运动, 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发展最核心的关键词, 它既指涉外国文学中的原有观念, 也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解读相关;既与历史事件相呼应, 也反映了对历史事件意义的建构和定位。当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丧失了整合社会的力量, 翻译异域就成为想象新的理想社会、建构社会新认同的来源, 半个世纪的汉译文学运动的确是深深地融入到中国历史进程之中。无论是晚清民国初期对英法等西欧国家, 还是三四十年代对苏联的译介与想象, 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发挥了引领思想潮流、动员社会力量的主导作用。

今天, 尽管对异域的理想想象已经不断破灭, 但痛定思痛, 从历史遗存的这些文本中我们会发现, 对平等大同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对人类完善与进化的探究与期许, 从古至今, 从中到西何曾止息?何曾不同?历史既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 也展现着现实对理想的异化和扭曲, 但在历史的教训中, 人类的理性观念还是在不断地获得改善和进步。

总而言之, 《序跋集》的整理汇印不仅是汉译文学“译序跋”这一批评文体的集大成, 尤其可贵的是, 与一般历史记录往往缺乏支配社会行为的动机与观念不同, 序跋的作者大多都会陈述自己的“译”意、缘由和旨趣, 从而反映出影响其翻译行为、过程以及策略, 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多层面的操控因素, 能够为理解汉译文学行为与现象提供最直接的说明与“本证”。而且在《序跋集》所收入的近3000篇文章中, 不仅再现着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多声部主旋律, 也交响着大大小小的次旋律和插曲, 星罗棋布地散见着社会文化、政治时局、出版过程、版本来源、社团活动、文人交游等等方面的历史细节和信息, 因而它不仅是汉译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文献来源, 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出版史建立了一个丰富的、便于翻检取用的文献史料库。更值得期待的是, 它所汇集的历史信息和现象能够激发不同专业学者深入探究的兴趣, 获得研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