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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高雅文学的崛起——诗人田湘访谈录

来源:中国诗歌网 | 陆节婷 田湘  2018年05月16日08:18

采访者:陆节婷

河池学院文传学院2014级学生

受访者:田湘

广西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

陆节婷:您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您还记得当初发表第一首诗歌时的心情吗?

田湘:发表第一首诗歌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在河池《金城》杂志,也可能是在宜州《宜苑》杂志,是组诗。银建军老师还帮我写了一篇评论。我记得第一笔稿费是8元,相当于当时半个月工资。我得了稿费,凡一平也得了稿费,是30元,比我们多。他的那首《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发表在《诗刊》上,是我们学校发表诗歌层级最高的。我们就买菜买酒到李果河老师家庆贺,当时很开心。那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

陆节婷:“我一直怀着愧疚/以为是我忘记了它/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这是您的《老站房》里的诗句,很真切,令人感动。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了你的故乡就写了世界”,请问您的故乡给了您多少创作食粮?

田湘:我出生在侧岭火车站,那里地处当时的河池与南丹两县交界。铁路生活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我写了很多铁路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是我较好的一部分。因铁路改线,侧岭火车站已不存在。三年前,我回家乡,写了一首诗歌《老站房》和一篇散文《寻找消失的火车站》。八十年代写了一首《车过小站》,那是写我父亲的,现在读来依然感动。我还写了一些高铁题材的诗歌,广州到南宁的高铁杂志上就有。《爱在旅途》这首歌是根据我的诗歌改编的,全国卡拉OK曲库里都有,火车上也经常播放。

陆节婷:《爱在旅途》我在火车上听过,好像是在成都返回南宁的火车上。当时听到您的名字心想这个人我认识,当时就好激动。您在访谈录《遇见你,再也放不下》中说到“1980考入河池师专数学科被传染成‘诗歌患者’,写了一些诗并发表,后来降级转到中文科”。您是怎样被传染成“诗歌患者”的?

田湘: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爱好文学,都读诗和小说。当年的明星不是歌唱家、演员,诗人和小说家的名气要比他们大,北岛、顾城、舒婷去到哪里,哪里就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小说家也很受追捧。80年代末期,歌星、影星、笑星慢慢走红,媚俗文化兴起,高雅文学逐渐受冷落。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耻辱。文学是所有文化之母,没有文学的基础很多东西就不成样子。如果媚俗文化占领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所有的人都会去读文学作品,都会受到文学的熏陶,都会在这个氛围里自觉不自觉地去创作。我那时学的虽然是数学,但也写了一些诗发表,中文科的领导就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转到中文科,我说当然愿意啊。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吧,是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使我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陆节婷:今天我在学校食堂遇见一个女生,她说她连降两级转到中文系来和2017级的新生一起学习,当时我就想起了您。看来在文学面前真的需要勇气,但愿她将来有好的发展。

田湘:你无妨叫她来聊聊啊。

陆节婷:在河池师专读书期间,您和凡一平老师一起创办了“新笛文学社”,为什么取名“新笛”?和我们说说那一段珍贵的与诗歌有关的青春往事吧。

田湘:新笛文学社严格意义说是我和凡一平一起创办的,当时他在《诗刊》发表了《一个小学教师之死》,我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在师专已小有名气。在活动方面,我比他活跃些,我找他商量创办文学社,他很乐意。诗社取什么名,我们商量了许久,从学校走到以前的玻钢厂,走了两三个来回。后来想到一句诗“羌笛何须怨杨柳”,觉得以古诗为背景,取“羌笛”的笛有古韵的传承,将之聚焦到这个新的时代,于是“新笛文学社”就这样诞生了。我当时任社长,凡一平任副社长,后来东西也任副社长。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文学社诞生了广西最优秀的作家。东西现在是广西作协主席,也是中国最著名作家之一,前不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他还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已经走向世界了。凡一平是广西作协副主席,在中国的小说界和影视界都小有名气,他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本人也兼任广西作协、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和全国公安文联诗歌分会副主席。我们都是从这个文学社走出来,我们都怀着对母校的感恩之心。这段历史永远值得珍藏。可惜“新笛文学社”不存在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陆节婷:从东西、凡一平和您,到何述强、黄土路、杨合、剑书、寒云等,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走出一批高水平作家,您对此和今后的发展怎么看?

田湘:河池师专,我还是习惯叫河池师专不习惯叫河池学院,我的简历还填河池师专。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母校营造一个很好的文学氛围,学校当时不叫“系”叫“科”,他们很注重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启蒙和帮助我们搞创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刘启真、韦启良、李果河、银建军、吴景岚等几位老师。当时刘启真老师是中文科主任,教外国文学,很有才华,是他帮我从数学科转到中文科。我刚转科,他就得癌症去世了,非常遗憾。韦启良老师接任刘老,担任中文科主任,后来担任校长,他是公认最有才华的老师,讲座非常精彩,可惜也得癌症去世了。李果河老师为人热情,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但菜大都是我们自己买(笑)。银建军老师教文学概论,我的第一组诗就是他写的评论。他后来当了校长,对文学一直很重视。吴景岚老师就像学生的母亲,非常和蔼可亲。当时的河池师专聚集了一批顶尖老师,正因有一批对文学倾情投入、非常有才华的老师,才培养了我们的文学情怀和素养,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母校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至于今后的发展,我不敢说,取决于多种因素,既要有领导重视,又要有水平较高的老师,更要有一批执著的学生。好在学校文学社一直很活跃,虽然名字改了,以前叫“新笛”现在叫“南楼丹霞”、“堆云”等。名字改了不重要,文学社存在就会有一批文学爱好者,如果路子对了就有发展的可能。关键要坚守,没有坚守可能就会彻底与文学告别。当然,文学创作能够走出来的人,必须具备很多素质,包括知识储备和创作实践,要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大量进行写作。只要坚守,只要路子对了,一定后继有人。

在这里,我也顺便谈谈我的创作体会。我认为,文学是对人类生命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思考,还要加入哲学,有辩证有深度的东西。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欢乐、战争与和平,文学永远离不开这些元素,选择什么元素为题材创作,熟悉什么或对什么悟得更透就写什么,这样才有份量。小说要塑造人物,其实诗歌也不能忽略。诗歌与小说不一样,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但是,诗歌也要有叙事性,把一个人的瞬间或一种情感的瞬间用诗歌的语言叙说出来。所以诗歌也好小说也好都离不开人物和情感,像我写《雪人》,短短的十句话就把一个人对人生的感悟写出来了。这首诗影响蛮大,各地诗歌朗诵会都喜欢朗读这首诗。前几天,广东朗诵家协会为我搞了个朗诵专场,是线上线下,线下是现场朗诵,线上是通过网络发布,还有老师点评。他们不仅朗诵《雪人》,还朗诵《残花》《行走的树》《沉香》等,评价都不错。

陆节婷: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把诗歌推到社会边缘,在那个“非诗的时代”,您和许多诗人选择与诗歌分手。2004年您回归诗坛,我觉得您很勇敢,是什么际遇让您重返诗坛?当您重新开始写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田湘:我80年代毕业以后,分到一个跟文学没有关系的单位,在这个单位写诗就是不务正业吧,不务正业领导就不喜欢。因去参加采风去写诗,领导不高兴,就把我踹到基层去了。我当时想,如果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我也不怕,但我没有信心让自己成为像李白杜甫这样优秀的诗人,既然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又何苦去挣扎呢,还是好好工作吧。于是我就努力为单位写点宣传文章,在各种报刊发表出来,得到领导认可,这样我又从基层调到机关,不久还当上领导。这个代价当然很大,至少因此十五年我跟诗歌绝了缘。当然,那个年代虽然不写诗,但我还在读。为什么2004年回归时,一下子就入门了?就是因为我的情怀还在,一直在阅读诗歌。2004年,东西、凡一平已经是文坛巨匠了,那时东西已获得鲁迅文学奖,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凡一平的作品也拍成电影,《寻枪》已在全国热播。他们经常嘲笑我这个当年的社长。有一次,东西刺激我,说我经常背诵徐志摩的诗,让我背背自己的诗,我一首都背不了。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写一些自己能背下的诗。我努力这么做,确实有了收获,到2014年我已出版四部诗集,还有幸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这两年,我又出版两部诗集,已经有六部了,收获是很大的。

重新开始写诗,我是有点顾虑的,因为我已在领导岗位上,东西经常提醒我,让我不要给单位知道,怕影响我。有一年我出了诗集,广西文联领导拨款为我开研讨会,我也答应了,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取消了。当然形势已发生变化,现在提倡文化自信,搞文学创作再也不用藏着掖着、担惊受怕了。

陆节婷: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您影响非常大,朋友在您的写作生涯中也相当重要,如东西、凡一平老师一直激励着您,您觉得环境与朋友哪个对您影响更大?

田湘:两者都重要。为什么广西民大和河池师专出作家多?说明环境很重要。如果没有河池师专这个氛围,就没有那么多文学爱好者,就不可能成就东西和凡一平。环境会影响一批有文学情怀的人坚定走上文学道路。也正因有东西、凡一平,让我重新回归文学。

陆节婷:著名诗人、评论家李犁说“田湘的诗歌是有电的,这是说他的激情如闪电和雷霆,让他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诗,并迸溅出电花”;著名作家东西说“他不是‘悬空派’,而是站在地上特别真实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他写出了生命的热烈与凉意”。您对这样的评价有何看法?

田湘:我觉得他们的评价都太高了,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我同意李犁“诗歌是有电的”说法,如果别人读你的诗没有触电的感觉,这首诗就不成功。就像谈恋爱,没有感觉怎么谈。所以一定要有触电的感觉,它一定能够触碰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是写诗要把握的基本要素。诗歌绝不是平淡文字的组合,这样的诗歌不是好诗歌。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很平淡的,要在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东西,确实不容易,需要诗人去挖掘。看似平常的事物可能隐藏着惊涛骇浪,你能发现它并使之成为诗,才是一个优秀诗人。平庸的作者往往觉得生活太枯燥、太平淡了,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优秀的作家就不一样,他能把日常生活写得很精彩。我最近一首诗《小草不是风的奴仆》获得较大成功。小草被写的太多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过,怎么突破?我把小草视为风的语言而不是奴仆,小草倒下是告诉你风的方向,而不会像树枝折断自己;小草有故乡,有一厘米的国土,它生在哪里就会死在哪里,而不会听从风的指令去流浪;小草细小的腰看似柔弱,却能与十二级台风共舞。这样写小草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又如《雪人》,写雪飘下的瞬间让头发变白,由此联想到老,转而写到镜子里的白发,真正看到自己老了,不禁悲从中来。但作为热爱生活的人,又怎么忍心让自己老去?所以他一直在坚守,等待奇迹出现。优秀作家一定要有发现力,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看到隐藏的秘密。东西说我不是“悬空派”,是站在地上特别真实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我承认这点。创作离开了现实离开了生活,就没有根了,而没有天真就失去了激情和童心,就会缺乏好奇心和敏锐力,很难成为一个好诗人。怎么保持就看你的心态了,越是阅历丰富,越有沧桑感,就越要保持童心,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如果对现实生活厌倦排斥了,你肯定不会热爱了,不热爱你还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吗?

陆节婷:这个“生命的热烈”我是懂得的,我读过你的很多诗歌,里面包含着对生活生命的热爱,但是这个“凉意”我就不太能读出来。

田湘:我的很多诗歌都是先抑后扬的,先写一种悲伤的东西,又把它从悲伤中解救出来。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救赎,不能让读者或者自己走向死亡,你要给读者一种希望,从苦难中看到希望。为什么我写沉香,沉香是历经苦难而结成的不朽之香,是一种生命的升华。我们要像沉香一样,从苦难中走出来。人活着就有苦难,是害怕孤独的。如果今晚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书看也没人跟你交流,你是不是很孤独?人生的凉意就在这里,怎么办?这正是我要回答的。如果作家只看到生活的悲凉和阴暗的一面,而看不到光明,这个作家就不可能走得出去。生活既有光明幸福的一面,也有阴暗苦难的一面。看不到阴暗苦难的一面,就不是真实的,你写的东西就缺乏对人生的理解。但是你写苦难一定要写出去,要给人看到希望看到美好。为什么那么多写苦难的小说写得很成功?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余华的《活着》、东西的《篡改的命》等,几乎把苦难写到了极致,但他又让你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丑恶中看到善美,这就是走出来了。

陆节婷:您以抒情诗见长,但是像《雪人》《嗍螺蛳》这样的诗歌出现了叙事性,您如何看待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田湘:我以前写的大都是较直白的抒情诗,很少有叙事性的诗。2014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他们对我的诗提了些意见,说我的诗太直白,应该通过一些叙事或隐喻来表达。之前我有一种观点,诗不能太晦涩,要让人读得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却忽略了一点:含蓄之美。我跟别人不一样,更喜欢、李白、白居易的诗,既直白又深远,写诗写到这种境界才是最高的。很多人的诗虽然写的非常好,但只有文人读得懂,老百姓读不懂,有的诗老百姓读得懂文人又觉得太直白,不喜欢。你看汪国真的诗老百姓都喜欢,但是他却走不进文学史。他的诗有人生哲理,但太直白,有人认为不是诗,是格言警句。写诗,我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即文人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就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妇孺皆知,人人都读得懂。李白大部分的诗是人人都读得懂的,当然他也有深奥的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文人才读得懂的诗。经过在鲁院的思考,我有了新目标,在诗中加入了叙事性,于是就有了《雪人》和《嗍螺蛳》,这是谁都读得懂的。这几年我一直往这方面努力,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创作出一批文人老百姓都认可的作品。

陆节婷:您的诗歌题材范围广泛,其中铁路题材的诗占比重较大,您有过专写这个方向并将其形成一系列重磅出击诗坛的打算吗?

田湘:没有,如果要出一本诗集可能差不多够。铁路题材的诗是我写得比较多,也是比较好的一部分,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应该是情诗。诗人、翻译家北塔和评论家荣光启都认为,我的情诗写得最好。我前面说过,文学无非是写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欢乐,战争与和平。写生和死不是我的强项,特别是死亡,我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东西。战争与和平,我体会不多,苦难与欢乐每个人都有,我写的诗有很多苦难成分,沉香就是写苦难的,但多是从情感角度来写。爱情是永恒主题,我大部分诗歌几乎以爱情作为载体,哪怕铁路题材的也不例外。我生长在铁路、工作在铁路,对铁路有一种特殊情怀,促使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诗歌,这是我的优势。有的诗确实写得不错,如《老站房》《车过小站》《养路工》等,但不见得是我最好的。

陆节婷:那你有没有写散文或者写小说的打算?你好像写过一篇散文是关于小站的。

田湘:散文写过一篇《寻找消失的火车站》,是《广西文学》杂志“重返故乡”栏目约稿,小说我从未写过。主要是时间问题,我工作较忙,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爱好。诗歌相对用的时间较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写出来。小说则需要经过构思和很长时间的创作,我没有这个精力。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天生具备诗人的气质,没有小说家的气质,编故事不是我的强项。

陆节婷:最后一个问题了,我记得《国际汉语诗歌》2014卷收录了您的一些诗,您的汉英诗集《雪人》也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6年您曾到捷克参加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并对欧洲五国进行文化访问。您觉得中国现代诗要达到怎么样的水平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呢?

田湘: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还要走很长的路,虽然我们有一个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中国作家获这种国际性的大奖还是非常少的,诗人一个还没有。到底是中国的文学还没达到这个水平还是我们宣传推介的力度不够?这个我说不清楚。我是喜欢阅读的人,除了大量读诗之外,一年大概要读十几本中外小说名著。应该说,中国不乏好小说,如《陆犯焉识》《活着》《马桥词典》《废都》《篡改的命》《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它们并不亚于世界小说名著,可能是翻译或推介等问题,导致中国小说走不出去。同样,中国也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如舒婷、北岛、欧阳江河、于坚、大解等,也无法真正走出国门。当然走不出去可能还有其它原因,中国人比较浮躁和功利。有几个数据可以证明,一是读书。以色列人年人均读书64本,日本人均读书40本,法国大概20本,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人均读书才4.5本。这4.5本,我认为基本是学生和少数文化人读的。二是文化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百分之三十,中国的文化产业只占GDP百分之四,差距太大了。三是文化出口。我们与美国,文化出口与进口比,大概是一比十,差距也很大。这些数据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包括我们国民的素质,功利思想太重,对文化不重视,有时间不是用来读书,写作的人更少。为什么我们的网络很发达,微信很发达,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玩手机,玩游戏,玩微信。我看欧洲人很少拿手机来玩,都是看书的多,这就是差别。如果我们不去读中外名著,不沉下来思考,天天在玩手机,搞快餐文化,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吗?

田湘,1962年11月生。中国作协会员、广西作协副主席、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全国公安文联诗歌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公安诗人》主编。著有《田湘诗选》、《雪人》(汉英双语)等诗集六部,代表作《雪人》《沉香》《嗍螺蛳》《凶手》《小草不是风的奴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