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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辉短篇小说片论:“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 

来源:《扬子江评论》 | 何平  2018年06月12日16:17

有意读朱辉的小说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先是补课读了他之前所有的小说,然后跟读他的每一篇新作。记不确切是怎么熟悉朱辉的,那时候朱辉还在我们隔壁的大学出版社做总编辑,但可以确切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论了很长时间当下文学,也臧否了很多我们彼此了解的作家,尤其在“作家正面强攻历史和现实”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交流。

四年前想着怎么去“正面强攻”那些“庞然大物”的朱辉,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思考我们谈论过的“正面强攻”?我们能读到的小说只是其中可能的结果。在这个结果里,确实很少看到朱辉对我们曾经谈论的那些“庞然大物”去“正面强攻”。不过,此际重提“作家正面强攻历史和现实”,却发现朱辉虽然没有在我们当时设定的一些题材上“正面强攻”。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此放弃了“正面强攻”的念想。一些关于朱辉的文学批评,关注到朱辉人与文的慢和从容,朱辉的古典和守旧,朱辉的斯文和雅致,这些说法或许没错,但我要提醒注意的是朱辉“内心的猛虎”,他本质上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从他全部的个人写作史看他这些年所“正面强攻”的对象,不仅是对朱辉,对中国当下文学,有些问题可以思考得更深入。比如,即便政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表达意义上的“政治”其实有各个层面各种样态,政治不只是具体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也是“生活化的政治”。在这种意义上,如果确实存在所谓的“正面强攻历史和现实”,这个“历史和现实”可以是我们朝夕在焉的世俗生活。具体到世俗生活,它可能是政治的,比如《吐字表演》那样;也可能是经济的,比如《吞吐记》那样,等等。

小说《吐字表演》的人物不多,关系也不复杂——省电视台新闻播音员含逸、她的替补夏波、电视台台长含逸的情人和含逸的丈夫电视台电线电缆供应商。不但人物和人物关系不复杂,男人有权,女人有色,小说写到的权钱和权色交易是每天社会新闻很容易获得的资讯。《吐字表演》也关心交易勾兑中对社会关系的控制以及社会关系的变态和变质,但小说最终专注的却是含逸的“吐字表演”在含逸和台长公开和私密的不同空间如何转换为性与政治的隐喻。当性与政治日常生活的表演和仪式,表演性和仪式化的政治与性又是如何控制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含逸和台长之间的性生活被权力规训,转而被规训的性生活取代正常男女之间的性/爱成为他们之间的性日常。另外一篇小说《夜晚面对黄昏》同样涉及上下级的权力关系,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往往将油然而然的性转换成权力规训的性,从而产生另一种以“性”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是被各种权力控制建构起来的秩序世界,绝对不只是上下级之间,而且能够被权力控制和改写的也不只是性生活,比如《绝对星等》涉及的就是公权对其他更为私人日常生活的篡改,比如《七层宝塔》新的日常生活伦理对每一个个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其实,就是《吐字表演》和《吞吐记》也很难说是单纯的政治化或者经济化的生活。朱辉的小说往往是“综合的”、“浑沌的”,各种因素左右和改造着我们的世俗生活。这些各种各样左右和改造我们世俗日常的因素再具体下去就是它们所规训的日常生活伦理。而说到日常生活伦理,从来是有着常量和变数的。在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这种常与变会成为反复书写的主题。我们幸还是不幸地生活在日常生活伦理崩坏的剧变时刻——经过晚清至当下古典向现代的漫长前夜,终于走到了“礼崩乐坏”的奇点极变时刻。在《七层宝塔》《绝对星等》,那些“旧”的日常生活伦理只能残存苟活在“老”人中间。“新”人们热情生产并拥抱新的观念,他们为他们新的时代赋义,同时被时代赋予合法性,并从当代缜密的体制秩序和威权中借力,恩威并举,弃旧图新,使得旧的日常伦理秩序就此异变并被置换。在朱辉的小说,薄利存义的旧人和逐利不义的新人共生在一个时代,自觉地选择沉身并表达这“崩坏时刻”世与人的畸变。和现代作家成为旧的挽歌书写者不同的是,朱辉清醒地意识到弃旧图新的必然,不以浅薄的同情和抒情取代对过渡时代世与人的勘探和记录。

一定程度上说,朱辉的小说是当下中国人世俗伦理和生活的文学样本。以朱辉为个案,富有启示的是,所谓“正面强攻”如果局限在对政治的挑衅性的对抗表达,其实可能限制文学更大可能地和现实相遇,限制文学对我们今天时代的理解和表达,也限制文学本身在我们今天时代的生长。从具体创作实践的可操作层面,作为规避风险的策略,“正面强攻”被规训和改写的世俗生活也许是当下作家凿穿现实壁垒,通向文学的一条可以选择的必然路径。台湾小说家张大春在他的《小说稗类》开篇即谈小说的“冒犯”,他指出:“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以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冒犯一切卢梭为爱弥儿设下的藩篱和秩序。冒犯它们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说的价值尽在于斯,但是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就在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时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1]日常生活世界被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等等规训着,意识到各种规训并且解放和解救日常生活世界即为“冒犯“——或者即使不能解救,文学的意义在于让绳索和被缚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时被照亮和呈现。

如果要给朱辉的小说梳理出一个谱系,“世情小说”应该算比较合适的。二十年前何志云谈朱辉小说就说他“分外敏感的不是金戈铁马,而是民间俗众。”[2]现在看,这个判断不但在当时是准确的,以此往后二十年至今,朱辉小说敏感的依然是“民间俗众”。

“世情小说”在阿城的《闲话闲说》里叫“世俗小说”。按照阿城的理解,“世俗小说”是中国小说传统的正格,而现代小说则是“诗”的。我对小说的这种中西截然之分持保留态度。在彼此隔绝时代发展出的小说传统确实有中西不同,但“世俗”显然难作为中国小说传统唯一性的辨识指标。极端地说,可以从小说文类上细分出中国叙事传统的“世情小说”或者“世俗小说”,但古今中外鲜有小说是不写“世俗”的,不然我们怎么理解巴尔扎克那样的“风俗研究”?但确实和其他类型相比,世情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发育得最好,《金瓶梅》和《红楼梦》代表着中国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

世情小说的可能性和世俗生活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近现代中国,人的解放更使得世情小说有了充分展开的前提。阿城在《闲话闲说》对中国人世俗生活的演变有一个简洁的描述:

中国世俗中的所谓卑鄙丑恶,除了生命本能在道德意义上的盲目以外,我想还与几百年来“礼下庶人”造成的结果有关,……

本来《礼记》中记载古代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讲的是礼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宽松变通的余地,常保生机。[3]

正因为“俗世间有自己的风光”,而且“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4]阿城认为:“超现实国家所扫除的‘旧’,有一样叫‘世俗’。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世俗生活就很快被破坏了。”[5]这里面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首先,虽然我们假定理想的俗世间是“无观的自在”,这个俗世间更多是假想的,就像我们前面指出的,和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缠绕和掺杂在一起的俗世间,如何能做到“无观”和“自在”?其次,相对于理想的“无观的自在”的俗世间,每个时代真实的俗世间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所谓“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世俗生活就很快被破坏了”,只是就程度而言的,“破坏”和“破坏”之后的重建是时刻发生在俗世间的事实。如果如阿城所说,“破坏”客观存在着,“现代”是比“一九四九”更早的破坏力量,只是“一九四九以后”破坏得更彻底。

问题也许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单就政治而言,当代政治空间和俗世间之间发生的改造其实是双向的,单向度的政治改造和破坏俗世间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俗世间被政治改造的一面而已。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一个亘古不变的“俗世间”,“俗世间”从来就是不断被当代化的。同样,俗世间的当代化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朱辉的小说很少涉及阿城所说的“破坏时代”,他所关注的生焉在焉的时代是他自己的“现时代”。这个“现时代”固然从政治解救了部分俗世间,或者说政治让渡出部分俗世间,以此同时,其他力量对俗世间的破坏可能更为剧烈。阿城基本的立论是强调当代俗世间的古典底色,但现在朱辉的小说恰恰揭示的是逃过了阿城所谓“破坏”时代而残存的俗世间,在现时代几乎要丧失殆尽。“旧”是守不住的,现时代新的俗世间正在显示它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改写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既然俗世间是一个不断“当代化”的过程,我们也承认阿城所说的“破坏”客观存在着,迄今为止未有穷期,甚至愈演愈烈。但如果深入观察,同样应该看到近七十年“破坏”的力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政治对日常生活的规约有所松懈,经济活动的合法化和不断深入成为一股消解政治“破坏”的力量。从更长时段看,商业的兴起从来就影响着俗世间可以多大程度做到“无观的自在”。也可以说,正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以经济为中心,使得“破坏”的俗世间得以修复、重建和更新,一个新的以物欲为核心的俗世间正深得人心。

那么,生焉在焉这样的俗世间,小说家何为?其实,不只是当下,中国现代作家从来是不断把“当代”作为观察俗世间的变量,去书写不同时代被改造和破坏的俗世间,而朱辉的写作可以在这个主题传衍史去辨识和考量。朱辉三十年的写作是扎根在他同时代俗世间的。俗世间是一个辽阔深广的世界,每个作家肯定都有其用力之处,中国现代小说家区别古典小说家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以各自的地理背景割据出许多不同的俗世间,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和古典世情小说不同,现代世情小说不但有城乡之别,而且有地域差异。朱辉早期的小说很多都有自己由乡入城的“往事”做底子。进入新世纪后,除了极少的像《长亭散》这样小说隐隐绰绰还勾连起少年和故乡的往事,朱辉基本上将自己抽离出来,成为一个城市俗众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大案》《阿青与小白》《七层宝塔》等小说人物可能是乡村的,但小说的场景已经完全挪移到城市了。

从文学史发展看,发生在1980年代末的“新写实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显然有俗世间被修复、重建和更新的背景。应该注意到,朱辉的写作起点正在此刻。也应该注意到,朱辉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修复、重建和更新”的俗世间对他写作的意义,朱辉对俗世间的文学意义发现应该是从1990年代中期的《暗红与枯白》前后开始的。我们可以对比下更早的《鼻血》和《暗红与枯白》,两篇小说都写到人被逃脱不了的力量控制,《鼻血》更多把这股力量归咎于“不可知”的神秘性,而《暗红与枯白》则明确了这股力量在家族家庭,在中国民间,在俗世间。因而,可以说《暗红与枯白》是朱辉的整个写作的一个重要起点。物欲对俗世间的规训,我们在朱辉近作《七层宝塔》依然能够感觉到《暗红与枯白》的余响。

放在整个江苏文学,朱辉的写作不是孤立的现象,朱辉之前,比他更年长的江苏作家,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等都各自发现了自己的“文学俗世间”。因此,如果确实存在一个所谓的“江苏作家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们对文学俗世间的发现和对“世情小说”的当代化的贡献应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这批1980年代以小说成名的作家和比他们晚出的朱辉、毕飞宇、韩东、朱文、鲁敏、曹寇等小说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南方新世情小说群体。

朱辉的小说很大一部分涉及性爱。谈情说爱写欲,迹近世情小说的“传奇”一目。“传奇”在宋市人小说专指男女性爱类,唐元稹《莺莺传》一开始的名字是《传奇》,宋人《类说》选此篇用了《传奇》的初名。现代作家张爱玲亦用“传奇”作为小说集的名字写沪港双城现代情爱。

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传奇”是世情小说最大的部分。也因此,我们在世情小说现代化的流脉上识别朱辉的小说,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朱辉如何书写当代城市男女“传奇”。值得深究的是,朱辉其实是谙熟故乡事的,写故乡事也是朱辉这个年龄的作家所擅长,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也容易获得比较高的评价,但朱辉为什么不用己所长,而是专注当下城市俗世间的畸变,是不是这又是一重“正面强攻”呢?和乡村相比,中国现代城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各色人等蚁集,自然也保有远比乡村复杂的时代人性的样本,但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产生与这样丰富人性样本匹配的城市世情小说。当然,以朱辉的一己之力,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洞悉城市肌理,了然人性幽暗。我们读朱辉的小说,他写得最多是当代城市非常态的性/爱传奇。朱辉早期小说的《游刃》《动静》《对方》就有此端倪,他新世纪之后的《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郎情妾意》《阿青与小白》《然后果然》《加里曼丹》《要你好看》《夜晚面对黄昏》《吐字表演》等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性/爱的浮世绘。

“传奇”的命名不仅指这一类小说书写男女情爱,更重要的是小说美学的“传奇性”。世情小说美学的传奇性在明代有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呼应整个中国小说美学上的变化,叶昼论评《水浒》认为:“《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叶昼:第九十七回回末总评)叶朗据此判断,“叶昼把小说的真实性要求(写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放在小说的传奇性之上,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古典小说从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转变的历史趋势。”[6]小说写日常生活传奇,在《拍案惊奇(序)》有更具体的陈述,“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中国古典小说是不是存在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的转换?或者转换并不是简单地取代,而是旁逸出新枝?我对中国古典小说史没有深入研究,但将小说“谲诡幻怪”的传奇性植根于“日用起居”的庸常,意味着世情小说的难度或者小说辩证法在于揭发俗世间潜藏着传奇性,而不是将俗世间刻意地“传奇化”,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事实。“英雄传奇”和“人情小说”既是小说类型学意义上的,同样是文学把握世界的世界观意义上的。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之“烦恼人生”之“一地鸡毛”将日常生活的俗世庸常还给俗世庸常表面上是切断小说“传奇”的道路,其本质同样是反对肆意妄为地改造日常生活。“新写实”小说追求“原生态”的现实,而现代小说,包括197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小说的“现代性”则往往强调抽象、魔幻,以及当下“科幻”地呈现的“变形记”。所以,从当代小说发展史看,对俗世间的破坏和篡改也可能是某种小说观念左右的结果,比如不从小说美学角度考虑,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所呈现的中国俗世间显然夸张变形。

必须意识到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写作实践,当下文学研究也对“变形记”式的小说现实予以更多的关注。台湾小说家张大春在他的《小说稗类》单列一节谈“小说的起居注”。某种意义上,“小说的起居注”对照着的正是“小说的变形记”,就像“人情小说”对照着“英雄传奇”,中国古典世情小说往往都有“起居注”的精确和精准,这在《红楼梦》达到极致的事无巨细。关于“小说的起居注”,张大春认为:

只有在历史学家或社会学者那里,小说才是“人民大众的起居注”,这样的看法不会没有道理——毕竟小说家据以铺陈情节的动作情感、用具形制、衣装服饰甚至音容语貌,几乎都与作家所亲即的或者所想象的生活细节有关,是以小说家难免要被当作“理解某一时空的人们生活内容的蓝图”。只不过,有些小说家的慧眼匠心逸出常人常识之外:这样的小说家并不以为起居注是一种次于生活实况的存在体,也不以“作品应忠实摹写生活细节”为足,他们的要求是:在看似无意义亦无价值的生活细节上见证小说自身的意义与价值,……[7]

值得注意的是,张大春认为小说是“人民大众的起居注”,小说家又要“逸出常人常识之外”对未知疆域的拓殖,这其实就是古典小说“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的辩证法。古典世情小说的“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是穿行于阴阳两界的,现代科学昌明直接的结果是在小说秩序空间的建构上不能在阴阳两界寻找张力,而事实上,作为俗世人间的异度空间在古典世情小说承担了相当多的传奇性以及小说的结构功能。而且,除了阴阳两界的空间设定,古典世情小说的传奇性许多是建立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之上的。如何在现代城市空间重建世情小说的传奇性,其实面临的困难还不只是和古典时代相比空间构成和空间想象的差异性。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现实已经远比小说更魔幻。而事实上,社会新闻、深度报道和近几年流行的特稿分担了许多书写魔幻现实的功能。在实录现实上,小说不一定比这些新闻文体获得更多的传奇性。在这里,值得思考的,同样是叙事性的文体,小说的虚构应该比此前任何时刻都显得重要。

具体到朱辉小说,就像他一篇小说的题目“暗夜危行”,朱辉的每一篇小说都存在着躲藏在暗处,无法预知的危险时刻。朱辉小说的阴阳两面,阳面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人民大众的起居注”,在这一面,朱辉总有一种获取他者生活并精确书写的能力。除了他熟悉的大学和编辑生活,朱辉写过洗头房和工地的农民工、拾荒者、医院代检、艳遇者、播音员、政府公务员,以及城市其他形形色色的庸常者。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写出这些人物看得见的阳面并不困难,公共性知识加上对知识的想象性重构而成“起居注”式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实现。而阴面,一个基本的常识,小说人物是一个典型,同时也带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自足的秩序化世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暗夜危行”。这些“暗夜危行”时刻不可能遵循每一个人物的公共身份,只能服从小说此刻时间的叙事逻辑。朱辉擅长找到叙事链的“危险时刻”。《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厨房洗碗的辛夷忽然进入情人播放背景音乐给妻子电话的场景,《郎情妾意》女主人公刻意怀孕;《要你好看》男主人公要剃须刀剃光艳情后睡着的女主人的头发;《夜晚面对黄昏》偷情者故意留下的梳子被狗叼出来,《阿青与小白》在拆迁遗留的房子做爱被抓了嫖娼,《加里曼丹》诡异的熏香……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危险时刻”不只是小说家刻意设置的悬念,而是日常生活阳面自带的阴面,是小说叙事逻辑自然生长出来的。

在古典小说时代,世情小说的谈情说爱写欲,往往和道学家、理学家的戒纵欲滥淫以敦崇风教纠缠在一起,其背后是不同价值观念在俗世间的角力,但有点是一致的,无论是谈情说爱写欲,还是戒纵欲滥淫以敦崇风教,宿命和因果报应在世情小说既是世界观,又是小说的叙事逻辑。而在尊崇人的解放的现代,现代作家从古典小说接过世情小说自然地剥离掉“戒纵欲滥淫以敦崇风教”的内容,也自然地释放出“谈情说爱写欲”的巨大潜能,而且时代越靠近当代,能量释放得越大。虽然世情小说不专擅情欲,但摆脱了道德禁忌,世情小说在情欲书写取得最大的进步。现代世情小说,对情欲的宽容和尊重成为丈量人性最重要的一把尺子。这些小说,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仍然是叙事的主流,但全知全能的上帝叙述者几乎不承担道德训诫的功能。与此同时,建立在预设道德训诫基础上的宿命或者因果报应也难以在叙事逻辑上自洽。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的解放对世情小说而言,解放的即是世界观,也是小说的叙事逻辑。放弃因果报应,世情小说的果与因之间的叙事逻辑如何自洽?朱辉的小说提供了各种实践意义的可能。在朱辉的小说,阴面的“暗夜危行”和阳面“起居注”并不互为因果,当小说结束后,读者从“暗夜危行”的阴面去重建每一篇小说的叙事逻辑,这其实是中国小说的“于一个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张竹坡)的叙事传统。

就如我前面指出的,朱辉小说的意义是以传奇书写当代城市和人性的畸变。但我更愿意强调朱辉小说技术的价值。朱辉的创作谈不是很多。可数的几篇,恰恰都是涉及小说的技术的:

我们听作文课时,都听说过一句话:文章要虎头,豹尾。开头要虎虎有生气,重要;结尾要有力道,切忌虎头蛇尾,这也很要紧。学生知道了,开头结尾都重要,那么中间呢?老师说:虎头豹尾猪肚子,别忘了,文章要容量大,肚子要像猪。于是学生笑起来了。开头结尾中间都重要,老师说的是个啥啊,直接说“文章天下事”,块块都重要,不就完了么?[8]

写作者所面对的外界,变幻万象,其实也可看做一个生命,一具身体。我专注于那些痛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

作家不是医生,他拿的不是手术刀,倒类似于画笔。只是这画笔既要有毛笔的柔软,又要有油画笔的弹性,有时甚至连刮刀都要使上。多少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多么精彩,我们视线中那个奔跑不歇的人体又是多么奇诡。事实上,我们同时也是这具人体上的寄生虫,我们是它上下颠动、左右牵连的五脏六腑,是它狂跳不止的心脏,是它疼痛变形的脚趾,甚至就是那个人本身。

但是我们要跳脱出来,我们要观察。我们要找到往复运动中的关节,找到血管神经的汇聚点,找到穴位。点穴般的写作是我中年写作的故意。小说虽不是疗方,但我们也知道,头痛可能是心脏不好,脚疼很可能是腰出了问题。我不担心坠入盲人摸象。做得好,局部可以代表全体,我多写一点,自然就必然能笼罩整个身体。[9]

我试图借助百度百科去了解“腰眼“和“穴位”之于整个人体的组织结构区位和功能。其实,根本无需如此繁琐的知识,朱辉已经说得很清楚。“腰眼”以其关键和力道差不多就是朱辉小说依循叙事逻辑自然生长的“危险时刻”,他们构成了朱辉小说的“支撑”和“轴心”。而“穴位”则是小说经络密布的点区部位。专注于“腰眼”使得朱辉小说骨力结实;专注于“穴位”,使得朱辉小说气脉流贯通畅。经络、穴位、腰眼,朱辉以身体组织对照着小说的组织结构,这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故事“庖丁解牛”。当然,是不是可以从技与道的角度进一步思考朱辉作为一个小说写作的劳作者技艺娴熟之后所获得的心灵自由?在未得到朱辉确证之前,我不敢妄下判断,但至少现在可以说,朱辉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次“解牛”,他的理想估计也会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在我们讨论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少意识到除了立场和情感的虚假和虚伪,叙事技术粗疏对现实主义的伤害。说到小说技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是那些所谓的先锋小说的“炫技”。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到现在,当我们忽然发现那些所谓的先锋技术那么容易在知识层面习得,并运用到实践,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些常识性的叙事技术,就像我们讨论朱辉小说的这些方面:如何写出自己之外他者的“起居注”?如何发现并书写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如何保证叙事逻辑的自洽?进而,我们需要反思的,现实主义立场和情感固然重要,但现实主义观念是必须借助现实主义技术才能实现的。如果让我来命名,我想说朱辉是一个精准的现实主义作家。

 

【注释】

[1]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参见朱辉《红口白牙(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3]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4]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5]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6]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7]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8]朱辉:《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227页。

[9]朱辉:《要你好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