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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白杨沟与白杨河

来源:文学报 | 丁 燕  2018年06月14日15:56

最初,人类选择的居住地,不是傍山就是傍水。一条河蜿蜒而过,绳线般穿起一颗颗珍珠城市。

白杨沟与白杨河的夹缠对峙,一直难舍难分。比如,艾山江·牙合甫——出生于1970年的维吾尔族男子——记得幼时进入沟内,会因咆哮的水声而害怕。白杨河因地下泉水自溢形成,水银般的液体嵌在浓暗绿草间,在大地上画出属于自己的界线。汛期时,猛暴河水能冲走一只小羊。因流量汹涌,河上曾一连串建起四座水磨。沟边绿树葳蕤茂密,抖擞的叶片形成华盖,令行人仰头寻不到太阳。艾山江·牙合甫将胳膊大张:“要四五个男人手拉手,才抱住树。”

他的汉语相当流利,虽然多数时候,他选择的是一些简单词汇。他陷入回忆——“五月份的水里还裹着冰疙瘩!”可现在,因水量骤减,看不到冰疙瘩久矣。他皱眉摇头:“听说排洪时把不少泉眼给堵了。”

如果我告诉你,在中国西北,“河流”几乎等同于“生存”,你就能理解这个男人为何焦灼。蜿蜒的白杨河,是新疆东部城市哈密的主要灌溉来源。它的流量算是个晴雨表——若河水趋于干涸,说明地下水位降得太过厉害。

有一个古老的事实,现代人已熟视无睹——城市是人为产物,是一个刻意而为的区域,不像农牧业聚居区那样自然天成。最初,人类选择的居住地,不是傍山就是傍水。一条河蜿蜒而过,绳线般穿起一颗颗珍珠城市。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哺育了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埃及文明,恒河之于印度文明,黄河之于中华文明,皆至关重要。

一点地理

一条贸易之路 (沙砾中碾出来的毛路)穿越沙漠,从中国抵达西方,像巨人身上的大动脉。那些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玉石、香料的商旅,不顾狂沙、干渴、盗贼、猛兽,踽踽独行。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而哈密,是“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的第一个绿洲城市。对新疆而言,天山不仅是座耸峭的大山,更是座拥有众多冰川的湿岛。全长两千五百公里的天山,在乌鲁木齐以西为西天山,进入哈密境内则为东天山。若把天山微缩,完全可做教具,用来解释“地形雨”如何诞生——其构造像上天设计的专门为增加降水的装置——若无天山对大西洋暖湿气团的阻挡,就无法形成点点绿洲。然而,潮湿海风只惠顾西天山,让那里拥有丰沛雪水和众多河流,到了东天山,植被则大量减少,到处是戈壁滩黄沙漠。

东天山占据哈密的大部分面积,促成“哈密”和“巴里坤”两个封闭式盆地的诞生,故而哈密地貌的最大特点为“山盆相间”。盆地如碗,装满阒寂灿动的金沙,而在海浪般的沙涛中,因攀缘着冰山雪水箭簇般的流淌,又形成了片片农田。哈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年日温差大,冬冷夏热。虽然其绿洲面积不算开阔,但农耕和游牧类型齐全,加上是进出新疆的门户,这让哈密像《西域之书》的简要目录,已有了索引和缩影的意思。然而,对第一次进疆的人来说,因视线总被荒凉戈壁、雄奇群山所占据,到处都天苍苍野茫茫,于是,那个疑问便如影相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人是如何生存的?事实上,这里不仅现在生活着多个不同民族,过去,这里也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然而,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生活在中原或岭南的人大相径庭。中原是“土”的文化,岭南是“水”的文化,而西北则是“沙”的文化。

佛寺看护员

在白杨河上游,位于白杨沟村东一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唐代佛教寺院——大地如帷幕般被推向两侧,而那些倚靠山崖建起的洞窟,像是从沟底深处长出,一个个黑魆魆的,看起来深不可测。从地理分布来说,这片佛寺是佛教文明在西域最边缘的一个触角,完全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如果没有河流作为主要补给源,便不会有那些洞窟的诞生。那流动的水银丝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闪着璀璨光辉。河流不仅是条生命线,更是一种许诺——让周遭环境处于善意的松弛状态。作为看护员,22年来,艾山江·牙合甫的生活与这片遗址紧密相连。事实上,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柳树泉农场的职工。虽然这个农场有一万多人,维吾尔族职工占一半以上,但多数人会说维、汉两种语言。他有十亩地,以前以种麦子、棉花和高粱为主。2016年,他将四亩地种红枣,六亩地种葡萄;而 2017年,他将十亩地全部改种葡萄。

不管地里的活儿有多忙,艾山江·牙合甫每天都会绕着佛寺遗址转一圈——发现可疑的人便阻止其入内,发现可疑的情况便立即上报。他的工资并不多,从每月 30元开始,逐渐涨到 60元、120元、200元、400元和 800元。但显然,他在意的并不只是工资,还有那份特殊的自豪感。小时候坐着毛驴车,和爷爷进入白杨沟打柴时,爷爷总笑着开玩笑:“这个地方真是好,你长大了可要管好啊!”现在,他阻止可疑之人进入保护区时,总觉得理直气壮。

与其说白杨河自遗址中部流过,将此地劈成东西两半,不如说当年的僧人来到这片绝域之地,便依照河流两岸的地势开始建造洞窟。我来到此处时,是傍晚时分。视野如卷轴慢慢展开——这里是片焦黄土坡(其荒凉程度类同月球表面);这里的颜色极为单调——最明显的是黄色和绿色,在黄绿间,又掺杂了大量的灰色。因极端干旱,泥土在炽烈阳光的炙烤下,像即刻要冒出烟来;因长年缺水,又遭暴晒,沟谷深处的红柳、芦苇和骆驼刺等植物,顶部为灰绿色,底部则为铁锈红。

新疆是中国的“干旱王国”,而吐鲁番哈密盆地,则是最干旱的“旱极”——这里集中了中国三个水量最少的地方:托克逊、淖毛湖、吐鲁番。哈密的干旱区占 90%以上,极端干旱区占70%。在哈密,平顶的屋子上不用加盖瓦片,只糊一层薄薄泥皮;馒头放在屋里多日不坏;地下的干尸三千年依然完整。一切皆因极度干旱。果园里的绿色仅限于河边或渠边,并不向外蔓延。在绿洲的外围,是千里万里的戈壁沙漠,虽看着丑陋单调,但又有种古怪的犷顽雄奇。怎么看,这里也不适合人类生存。让初来者唯一感兴趣的,便是海市蜃楼——乍看觉得奇幻,但越看却越觉得恐怖。

白杨河

一阵狂风疾扫而过,能听得到细小砂石刮擦的声响。干旱纵有万般不好,有一点却是好的——这片唐代佛寺遗址,因未遭雨水或洪涝侵蚀而保存了下来。

这片唐代遗址,一直沿用到13-14世纪,是哈密现存规模最大的遗址。第一个来到白杨沟的佛教徒是谁,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信,一定有那样一个人,穿过浩瀚坚硬的戈壁沙漠,将脚底板踩成磨石,又渴又累,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当他目睹这片河流旁的沟谷时,像插对钥匙转动锁的制动栓般,下决心停下脚步(一千多年后,我的舅舅和外婆亦驻足此地)。从这个人开始,一批批对佛怀有诚意的人便络绎不绝,接踵而至。他们开凿洞窟,描绘壁画,完成塑像,诵读经书;他们在极孤寂的环境中,过着极素朴的生活,修行一生,苦度一生。自那时起,白杨沟便渐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心灵磁场,香火不熄,吟诵不止。现在,我从高处俯瞰白杨河——传说中能冲走小羊的河水,已萎缩成一条细银链,松松地挂在大地土黄的脖颈上。水量非常小,只占据整个河床的三分之一。熠熠闪光的河水,令两岸土墩变得鲜活灵动起来。从高坡往下走,愈接近河面水声则愈烈——但却根本达不到艾山江·牙合甫所形容的惊悚状态——像是从远方飘来的碰铃声。我静静凝立,让耳朵充分地吸纳一切声响。此刻,整个世界都被简化——除了这条河、这个沟底,以及天空中推挤的紫云、岸边的杂草、岸上的洞窟外,这里再无他物。俯身触摸,河水非常温润——不像天池或喀纳斯的水,皆寒凉得瘆人。

唐代佛寺

白杨沟和我曾去过的那些寺院很相似——敦煌莫高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库车克孜尔千佛洞——都是在半山腰,都有条河,都是一片洞窟(如盲者眼眶般深邃幽黑)。然而,除莫高窟内尚存有一些完整佛像外,其他地方多是残迹。令我吃惊的是,从白杨沟佛寺遗址到拉甫乔克故城,还有六处佛教寺院,直线距离不到十公里,足可见当时人们笃信佛教的诚意(这些寺院像沙海中竖起的一处处航标)。透过在这里发现的简、农具、钱币和刀箭等“文明的碎片”,可想象这里曾多么繁盛喧嚣。

佛教大约在公元二世纪从印度传到西域。之后,随着商旅在丝绸之路的往来,这一信仰扩大到西域各地并向中原渗透。大约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开凿的佛教石窟已具庞大规模。自唐代始,中原的大乘佛教逐渐向西域反传,许多汉族僧侣翻越高原,跋涉流沙,远道来西域弘法。

显然,白杨沟佛寺的建造是经过设计的——虽然残败了,但依旧有种整体的协调感。因缺乏成材木料与上乘石料,建造者主要以土坯、芦苇和泥土为原料进行修建——包括佛塔、大殿、舍利塔、三间房遗址、禅房和石窟等。那些山崖上的黑洞真像大张的嘴巴,在竭力呐喊着什么。那些洞窟还像是卡夫卡的书房——他要在最深的里屋才能进行写作。

这里最辉煌的建筑当数大殿那个大型平台。可推测,大殿内曾有座泥塑坐佛,但佛像早已不见,只剩座椅。通过残存痕迹,可推测佛身曾涂有彩绘。大殿旁有两个土台,应曾站着两位天王。大殿的东西两侧,是僧人的修行窟——为了将宏大庙宇奉献给佛祖,修行窟往往异常逼仄。那个三开间的房屋,第一眼看上去并不觉特别,但仔细观察,从它内收的墙角可推测这里曾是弧形。房后有可上到屋顶的门洞,顶上有塔,中间可供佛——可推测这里应是佛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只能通过看照片或画册想象佛像的仪容。2005年我第一次走进首都博物馆,被那里成百上千座佛像骇得挪不动脚步。在那个巨大展厅里,除了佛像,还是佛像。到处都是着金光的小佛、泥塑的大佛、躺在石头上的卧佛,不再遥远,果然真实地存在于天地间。

现在,站在这座大殿旁,我的脑海像安装了三维动画,将首都博物馆的一尊佛像进行挪移,穿过时空隧道后,端端正正地在椅子上坐下。佛的身子微微前倾,其俯视角度,刚好等同于我们仰头的角度。在这“一俯一仰”间,充满了神秘的玄机。也许,人的内心需要有种仰视的东西(无论它是佛还是其他);也许,只有在一种更高的精神观照下,人才能从凡尘中脱开,获得精神上的安宁。

佛寺北面有个石窟群,门头有木构建筑,有筑洞和石窟,四壁凿有能放灯的龛。有一束光恰巧照进来,让墙上的画面浮现出来。此刻,我和壁画的距离近在咫尺,却相隔了一千多年。尽管画面残破,五彩剥落,但依旧能看出人物的外观特征——他们或坐或立,或骑马或宴饮,身形粗黑而暗红。可以想象当这些画面初次绘成,那些绚烂的青绿红白,应如夜空的焰火般美绝。如此大规模地开凿洞穴,仿佛建造一片绵延几十公里的城市,不仅需要大量人力、充足颜料(青金石、朱砂氧化铜、金箔)、粮食和工具,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定力(不能像飓风般飞旋而过)。那些手持画笔的人(那些大师、工匠和艺人),剖腹交心,心到手到,一代传一代,像绘制连环画般,在墙壁上描绘佛的故事。他们内心里燃烧的炽热烈焰,和他们所置身的冰凉环境恰成反比。他们从常态生活中溢出,在空寂山岭间耗尽心血,但却不在完成的作品上签名——墙壁一旦绘上颜料,那里的每一寸便都不再属于自己。

(节选自《作家》2018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