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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季进:落日故人情 ——寻访夏济安和陈世骧

来源:《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 | 季进  2018年07月10日08:51

季进: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陈铨:异邦的借镜》《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彼此的视界》《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文学评论选》等。译著有《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等。

坐在柏克利玫瑰花园旅馆的写字台前,窗外是加州明丽的秋阳,起伏的山峦,湛蓝的天空,大片的白云,金黄、深红、翠绿相间的缤纷林木,以及隐映其间的各色屋顶,仿佛打翻了的调色盒,把柏克利的秋日装扮得无比绚烂。最远处的一抹蓝,是阳光映照下的旧金山湾,跨过大桥,就是喧嚣的旧金山了。遥想几十年前,夏济安、陈世骧他们,抬眼所望的也就是这样的景色,恍惚之间,似乎与他们置身于同一片蓝天下,感受着一样的加州气息。

这几年,我主要精力都在整理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书信中留下了大量的夏济安与陈世骧交往的记录,两人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谊,让我大为感动。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缘分,更是志趣相投的默契。陈世骧在接受商禽访谈时也说,他与夏济安,既有个人的友谊,更有学术上的切磋。他们一见如故,倒屣倾心,虽然年龄上只相差六七岁,但是这个年龄差却别具意义。陈世骧早在抗战期间即离乡出国,而夏济安要到一九四九年才离开大陆,所以陈世骧说,“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他接继替代了我愿意而却未曾经验的在国内四十年代这一段”,彼此间有着“无比的默契”(商禽:《六松山庄——访陈世骧教授问中国文学》)。在夏济安去世后,陈世骧写过一首悼念诗:“联珠缀玉曹刘事,倒屣倾心王蔡间。君墓日拱佘日老,泪挥无尽洒青山。”情同手足的感伤与悲怆,跃然纸上。

说起来,夏济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与陈世骧(一九一二至一九七一)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陈世骧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一年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一九四七年起就长期执教于柏克利加州大学。夏济安早年也曾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但那时陈世骧早已赴美。一九四九年春天,夏济安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台湾,在台湾打开了现代文学的一片天地。一九五八年五月,陈世骧返台讲学,自然与夏济安有了见面机会,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信上,夏济安迫不及待地向弟弟夏志清报告他们见面的情形。从信中可以看到,陈世骧很欣赏夏济安的诗作《香港——一九五〇》,而夏济安则赞赏陈世骧的治学方法,羡慕他的成功与地位;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夏济安由此萌生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想法,还直接建议夏志清也改行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以你的智力与taste与对西方文学的深切的了解,改弄中国文学,一定大有成就……他(陈世骧)为人极好,很热心,他在美国,根蒂较深,想必可以帮你的忙,我希望你和他交个朋友。他记得你,你去Berkeley那时,汤先生也在,他说他和你约略谈过。他说,中国青年人去美国的他见过很多,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你那样的erudition的。”(夏济安致夏志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夏氏兄弟均以研究英美文学起家,最终却以研究中国文学立身,并将中国文学研究薪火相传,这种转向过程中,陈世骧给予了无形而直接的助攻。此后的通信中,夏氏兄弟间讨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内容也随之增多,逐渐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这种看似为现实所左右的选择,被历史印证是明智而有效的。夏氏兄弟,包括陈世骧在内,他们皆因自己学术志业的择取而大放异彩。

正是因为彼此间密切的来往,夏氏兄弟一直对陈世骧的学术思想也保持着高度的关注。陈国球在论述陈世骧“通往抒情传统”之路时,指出陈世骧在台的四次演讲对他“抒情传统”论的提出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书信中夏济安就提及了这四次演讲:

他在台大的四篇演讲,第一篇我得益最深,诗的rhythm我从来没有得人传授,听他的讲有些地方可以开我茅塞。第二篇是讨论“诗”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我没有去听(临时忘了),大约用Empson讨论Complex Words的方法。第三篇你已经看到。第四篇使我很失望,他讲的是宋代文艺思想——主要是禅宗的,他所讲的都是老生常谈。照我看来,禅宗思想反对文字,其实是对诗的一种challenge与威胁,当时诗人如何去rescue诗——一种文字艺术,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宋代文艺思想当时受到何种批评,以后受到何种批评,我们二十世纪的人该如何去批评它——这些他都没有提到。(致夏志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可以看到,夏济安对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也看到了陈世骧往来于中西的批评方法。值得一说,也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夏志清更早地对陈世骧论述中的抒情特征给予了关注和思考。在致夏济安的信中,夏志清比较大篇幅地提到了陈世骧的《<八阵图>圜论》。从该信的末尾来看,彼时夏志清对陈世骧的其他文章还没有涉猎,但就这样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陈世骧的文章“可以同意的地方很多”,但仍有些地方是“不妥的”:

把“tragic & sublime”和“beautiful & lyrical”对立,实在是他露马脚的地方。《八阵图》明明是一首lyric,把“他”硬把它和希腊悲剧相提并论,也有些不伦不类。其实“beautiful”和“sublime”都是文学批评上不必需要的terms,而好的lyrics也多少带一些陈世骧所谓的tragic之感的。时间空间那种demolish人生功业的感觉,差不多是present in all lyrical poetry(莎翁sonnets, Landor , Rose Aylmer, Marvell, Coy Mistress),不一定是中国诗的特征,虽然中国诗人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这种“人”与“时”和“人”与“地”相对照的感觉,用Brooks的irony来说明已非常adequate,不必借用tragedy的大帽子。Tragedy postulates an action,而抒情诗的action大多是implied;最多是tragic & dramatic irony,而不是tragedy本身。(致夏济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夏志清的这番评语很有夏氏一贯的风格。他多次言及并不知道陈世骧的学术水平如何,这番评论只是秉笔直言,就文章论文章,是从文学内部展开的。且不论这些评语是否有待商榷,夏志清对利维斯和“新批评”理论及批评方法的承袭,与陈世骧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两人都对新批评的方法非常娴熟。如此看来,这样一番切磋就显得有颇多趣味。彼时的夏志清更擅长从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而陈世骧则更关注中国文学本身的特性。

如果说,陈世骧与夏志清的交往侧重于学术,那陈世骧与夏济安之间则真正是莫逆之交了。志趣的相投和彼此的赏识,使得陈世骧与夏济安逐渐建立起了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在给弟弟的信件中,夏济安从来不吝啬对陈世骧的夸赞,也不断详述陈世骧对自己事业与生活上的支持与帮助。夏济安能够进入柏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没有陈世骧这个项目主持人的运作,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夏济安本来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但职位有限,眼看无法延长教职,于是陈世骧主动提出,给他在中国研究中心谋职,为自己主持的“现代中国术语研究”项目工作。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心工作的这段时间,良好的氛围刺激了夏济安的灵感,成果颇丰,不仅完成了《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一九六一)、《下放运动》(一九六三)等关键词研究,而且也展开了关于左翼文学的研究计划,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黑暗的闸门》。这次我在柏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还找到了一些当年的会议纪要和经费预算的申请报告,陈世骧为了推进和维持这个中心的计划,真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平日里,夏济安更是时常与陈世骧夫妇相聚、消遣,他们吃饭、喝酒、聊天、打牌,亲如家人,给彼此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陈世骧也成为兄弟俩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好友之一。陈世骧的妻子Grace和陈世骧一样无比热情,为了夏济安的终身大事也是操碎了心,不断要介绍姑娘给夏济安认识,为他们制造各种相处和了解的机会。尽管夏济安在信中多次表示碍于情面无法拒绝,但陈氏夫妇二人对夏济安热忱相待,彼此之间的温情与友谊,仍令人动容。说起来,夏济安的感情故事也真是格外坎坷。在一段又一段的情感纠葛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两情缱绻,相反,往往是他一厢情愿,备受折磨。他总是过度解读爱慕对象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也总是“乐此不疲”地对自己所谓的成功或失败进行深入的心理剖析,文人的自恋与自负,掺杂着稍显窘迫的自卑,时而孤芳自赏,时而消极哀伤。或许也正是这种自相矛盾,注定了他坎坷的遭遇,至死都孑然一身。

夏济安的最后一段感情,是跟中国研究中心的美丽的同事Roxane。夏济安自认为聪明体贴,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到时再求婚不迟。所以,他不急于表达爱意,只希望对方“一天一天发现我的好处”。他很满意于他们的交往,每次约她,她总欣然答应,电话聊天可以长达半小时乃至一小时,她还会做饭请他一个人到她住处去吃饭,这些都让夏济安心生幸福和幻想。然而,夏济安的情路似乎被上了魔咒一般,注定不可能平凡而顺当。一九六五年情人节前两天的聚会上,夏济安精心准备了一本送Roxane的书《艺术中的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 in Art),还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张小卡片表明心迹,完全是从朋友的立场显示了不一样的亲昵。没想到,却遭到了Roxane冰冷的拒绝,甚至要把书退还给他,这给了夏济安最致命的一击:“这个晴天霹雳我毫无防备,一切潇洒归于泡影。”(致夏志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失败之后,又自我安慰,强调自己并没有陷入爱情,“我相信我没有真正爱过R”,所以不特伤心,觉得有点尴尬,“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在风月场中颠倒,一笑!”(致夏志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这是他给夏志清的最后一封长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段感情的最后的句号,无限感慨,更无限遗憾。也许是受此事的刺激,就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天后,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夏济安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他的工作室。

夏济安猝然去世,陈世骧的悲伤是超乎一切,无可形容的。杨牧说,陈世骧把夏济安当兄弟,在至少五年的时光里,他们是事业的搭档,也是谈天、说笑、饮酒、打牌,一切一切的搭档。夏济安的逝世,对他是莫大的打击。(《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夏志清担心陈世骧时时面对,难免悲伤,就提出把墓地选得远一点,而陈世骧还是坚持将其葬在了自己的花园附近。陈世骧痛定之后另有所想,他说:“人生而为友,固然是一种乐事,而今他虽去世,在我看来,也并非就阴阳两隔。说实在的,济安的死,对我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启示:我觉得人生在世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虽然值得欣幸,然而要真正能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有所感受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难得际遇。我与济安相识相处,时间实只五年,但我觉得那一段生活的充实,是很难得的。如今他去世了,能葬在我的花园附近,对我来说他虽死犹生,我能得到一种象征式的满足。我有一种我们的感情始终下去的感觉。”(商禽:《六松山庄——访陈世骧教授问中国文学》)为了纪念夏济安,他和夏志清一起,张罗着出版夏济安遗稿,后来一九六八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了英文版的《黑暗的闸门》,一九七一年由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了《夏济安选集》。在《夏济安选集》的《序》中,陈世骧对夏济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文学的批判、建议、企望以至贡献,反映着他对这一时代中国文明的批判、建议、企望和贡献,……这种现象常是发生在历史转换的苦难阶段,产生于特有才具,身心经历这苦难,对文艺有丰富的经验,深入的体会,而又有相当超脱的智慧的人,而此人此文又常是在几种文化的新撞击下屹立起来的。”都说文人易相轻,能在颠簸的人生旅途中,像夏、陈这样,遇到志同道合、相互赏识、相互扶持的知音,也算是命运的一大馈赠了吧。夏济安复苏了陈世骧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念,也衔接了一段陈世骧不曾参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夏济安已成为陈世骧生命与学术的一部分。这篇序言写毕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八日,而四个月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陈世骧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遵照他的遗愿,陈世骧去世后也葬在了离好友不远的地方,知交情深,感人肺腑。

也是因为整理编注书信集的缘故,我渐渐有了在此基础上编写一本《夏氏兄弟学术年谱》的想法。跟王德威商量之下,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鼎力支持,于是就有了这趟美国之行,而此行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寻访夏济安和陈世骧的墓园。在规划日程安排时,我遍撒“英雄帖”,给美国汉学界,尤其是西岸的朋友发邮件,询问他们是不是知晓相关信息,结果一无所获。想想也是,两位先生都没有子女后代,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家都忙于生计,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柏克利山上两位先生的墓园了。当年夏志清匆匆来西岸料理后事,安葬后即返东岸,后来只是偶尔来过几次,甚至没有留下墓园的具体地址,所以连夏师母都不知道。

我想到了杨牧,他是陈世骧最得意的弟子,一九七一年五月,陈世骧去世后,就是杨牧等朋友学生帮助料理后事的,如果找到陈世骧的墓,不是就找到夏济安的了吗?我跟杨牧老师只有一面之缘,前年和夏师母、李欧梵老师和子玉师母等经过花莲看望杨牧,一起吃过饭,但毕竟没那么熟,不好意思贸然打扰。于是我请杨牧的老朋友、戴维斯加州大学的奚密代为打探,杨牧身体欠佳,过了一阵才有回音,说是只记得是在柏克利的小镇Kensington,具体位置也已记不真切了。有了小镇的名字,那就好办了。我问了柏克利的Andrew Jones教授,他很快告诉我,这个Kensington只有一家很大的墓地叫Sunset View。于是,拜互联网之便,竟然真找到墓园的网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给墓园管理处写了个邮件,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者,想了解一下,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夏济安教授和陈世骧教授是否安葬于此?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邮箱里就收到了管理处发来的地图,上面清楚标示了两位先生在墓园的具体位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美国的服务业有时很落后很死板,有时却也很高效很人性,应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秋阳高照,天气特别的好,两位朋友特地开车来陪我上山。柏克利的山路曲曲转转,从玫瑰花园旅馆出发,驶过Arlington Avenue和Oxford Street,说话间,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车已驶近墓园。墓园位于Berkeley Hill的半山腰,按照道路标记,经过接待中心,小心翼翼地驶向右侧。一个不疾不徐的转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片巨大的草坪墓园突然迎面展开,草坪上散落着很多高耸的松树。不同于街道上的缤纷秋景,这是一片翠绿色的世外桃源。屏住呼吸,陶醉于眼前的美景,如果不是草坪上排排坐的墓碑,我真怀疑是不是来到了某个小镇深处的隐秘公园。巨大的墓园被划成了若干个区块,每个区块都有不同的名字。我们很快在Heian Garden Section找到了陈世骧的墓碑,不大的墓碑平躺在草地上,上面是庄因题写的隶书碑文“陈世骧之墓”,还有二〇一〇年安葬的陈太太“梁美珍”的名字。默默凭吊三鞠躬之后,继续向上,寻找夏济安的墓碑。按照地图,应该是位于墓园最上方的Acacia Lawn Section,这大概是最早开发的区块。本来每块平躺着的墓碑的上方,都嵌有一个圆形的水泥块,上面刻着几排几号的数字,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区块的水泥块大多数已陷入泥土,被草坪完全淹没了。我们只得根据少数还能辨认的水泥标志,一排一排地来回寻找,大概找了快一小时,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夏济安的墓碑突然呈现于眼前,上面是陈世骧题写的“夏济安之墓,胞弟志清恭建”等文字。墓碑上除了几片落叶,洒扫得很干净,完全没有枯坟野冢的迹象,看来墓园的管理真是一流。举目望去,夏济安与陈世骧墓碑的直接距离也就二三百米,看来他们不必感叹,“故人何在,烟水茫茫”(柳永:《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两位老友可以朝夕相伴,听海观云,谈诗论文,把酒言欢,想来应该是十分快慰的。

李白《送友人》诗云,“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两位漂泊的情同手足的游子安息于此,而“落日”恰好吻合了sunset view的名字,言说着无限深情。秋季的天空挥泼着明丽的深蓝,加州正午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泻在碧绿的草坪上,古树参天,静静地庇护着天地间的灵魂。转身回望,旧金山湾尽收眼底。美景如斯,如此美妙的地方,应该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吧。

原载于本刊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