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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萍:自由当是心有所属

来源:文艺报 | 卢一萍  2018年07月11日08:33

在卢一萍的散文集《世界屋脊之书》中,有一篇名为《骑士》的小文,回忆了他与一位塔吉克族老人鲁斯坦姆之间的交往。老人一生都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确切地说,是生活在马背上,直到90岁去世。一段忘年之交原本谈不上新鲜有趣,我却对这篇文章和这位老人难以忘怀,因为作者在文中记述了老人的这样一段话:

“你要知道,鹰因为自由从不会离开自己飞翔的天空,人也不能为了享乐而离开自己的家园。”

当人们又问他什么是自由时,老人思考了好一阵,给出了平静却极富意味的回答:“自由,自由就是只尊重自己的这颗心!”

写到此处,卢一萍心生感喟:“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在这里,在这不时可听见马嘶、羊咩,弥漫着荒原味和腥膻味的毡帐里,在奶茶的香味中,第一次接受了关于自由的启蒙。”

大抵是从那以后,卢一萍的创作也慢慢有了根系。他是一个热爱远方的漫游者无疑,但这种漫游并非茫然和肆意的,在虔诚且充满了欣悦的长时间游历中,他尽情赏慕着草原和雪山的风情,浸润着西域民间的文化,以至于来自遥远中亚的文明韵脚和扎根世界屋脊的孤独号音,统统被他叠进了背囊。在如此沉重却让人感到幸福的重量下,卢一萍寻得了精神的自由,也慰藉了心底的渴望。自由不是漫无目的,也不是飘然无所寄,就像雄鹰属于长空,骑士属于骏马,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战士属于他的哨卡一样,卢一萍温顺地归附了文学,归附在人的渺小和精神的辽阔之下。当他风尘仆仆回到这尘世间,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与高原、西域和野蛮生命相关的作品,这些作品赋予他归属,为他铺筑了一条漫长的、随时可以回首、却难以重新再走过的路。

极限场域:小说的外在生发与内蕴话语

选择“极限场域”这样一个拼接词汇来概括卢一萍的作品,当算恰切。“极限”是对卢一萍小说的外在生发场与内蕴话语场的共同评介,因为无论从小说的写作地域、小说中展现的历史时空还是小说人物身处的环境与状态来看,无不是“极端”与“极限”的。雪山的苦寒孤绝、高原的人迹罕至、特定历史时期的夸张变形和寓言式人物的如履薄冰,地域、时代、人物等一切要素,都被卢一萍放置在“绝境”之中。这不仅让他笔下的故事成为了一篇接一篇的奇谈异说,也使他一贯轻盈、明快、不费气力的叙事语调拉伸出巨大张力,从而形成自己独属的、如雪山般看似宁静却内蕴伟力的特质如出一辙的写作场。

卢一萍曾是名军人,军龄长达20多年,这一点因为与他的创作关联太过紧密而不得不说。但即使将他放到一众军旅作家当中,卢一萍也能凭借其扎根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等边防地带的特殊经历而被区别看待——这种区别绝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遥远边关的敬畏与想象,而是因为作为小说家,他自然地拥有了其他写作者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获得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而这对于他创作的支撑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可喜的是,卢一萍果真没有辜负自己与军旅和边疆的相逢,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作品中,他的写作视点忠实围绕这两个命题,并且进行了大胆的整合与提炼。我们在本文谈到的作品,基本都在书写身处新疆边地的军人,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地军人与军营生活,是卢一萍小说创作的主线所在。

实际上,如果说地域上的极限是作家的从军经历所限定,那时代与人物的极限状态则是作家人为的选择。卢一萍偏爱历史题材叙事,如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入疆开荒搞建设、“湘女上天山”、“文革”等,在这些特殊时代,或是生存条件极端艰苦,或是革命与建设迫切需要,种种因素导致历史发生了“膨胀”,而身处历史环境中的人,因此被统统“充气”。如《白山》中的指导员傅献君、尚护士,《索狼荒原》中的教导员“矮种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中的女兵班长等,这些人或是对他人的命运苦难有一种不自觉的麻木,或是对自己承受的苦难表现出自觉的甚至狂热的认同,再或发自内心的遵循和追随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极限场域作为一种范畴,其实也赋予了作家的书写以极大自由。所谓“绝境”,看似逼仄恐怖令人畏惧,却也最直观地检验和提纯着人的心灵,在承受肉体的苦痛与精神的寒荒之后,再将最大程度的身心自在感、安定感和归属感还给他。比如《白山》主人公凌五斗,他独守六号哨卡七个月濒临发疯、他近乎病态地在冰冷小屋中一圈圈慢跑、他头顶一满碗清水站军姿直至入定……这些非正常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描写,因为“绝境”的设置而更加凸显了肉身的渺小微弱,却也加倍彰显了极地生存的超验感受和精神原野的旷远无垠。

理念:当经验让位于想象

话题依然要从卢一萍曾经的“军旅作家”这一身份展开,因为就我们通常对“军旅作家”和“当代军事文学”常态面貌的了解,无论从题材选取、写作技法还是创作风格上看,卢一萍都显得独树一帜。这种独特又与我们前文说到的场域的独特并不相同,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作家对主体经验和写作身份的选择与归属,而是它的反面——作家对某些元素的有意规避。

无论是基于“延安时期”及“十七年”那一大批红色经典的波澜壮阔,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军旅题材的蓬勃新生,我们对军旅小说的宏大、刚健、崇高等属性基本确信不移,而广受新写实主义写作趣味影响的新世纪军营“私语化”写作,虽然主动脱离了宏大悲壮等强势语境,却又落入了一地鸡毛的琐碎和暗淡。相对而言,卢一萍(也许是无意识地)显示出了拓展军事文学写作疆域的雄心与能力。他的军营叙事兼具了欧美现代主义作品对现实荒诞性的幽默调侃,以及俄罗斯文学那种对生命与精神之辽阔、历史与苍穹之浩瀚的探求。以长篇小说《白山》为起点,他的军事题材写作进入了前人皆未曾见过的领域:经验的超拔,理念的冲锋。

“理念的冲锋”,一方面指卢一萍的写作基础是其相对稳定且清晰的创作观念,他对文学的理解和信念引导并贯穿其小说创作,甚至呈现出对自身经验与阅历的超越,因此,他塑造的人物、书写的情感、选择的素材、营造的风格都为其创作理念服务。而一贯强调现实性的当代军事题材作品,对经验的依赖不言自明。问题在于,如今的军事题材创作者,基本都不曾也难以对战争有真切的体验,所以我们读到的战争小说,依靠的大多是作家的阅读等间接经验。即便是讲述自己亲身体会的当代军营生活,因为描写内容与读者自身经验的隔膜,也因为一定程度上过于信任“故事”而松懈了人物的塑造和精神内核的灌注,使如今大部分军旅题材的“经验型小说”都陷入了“同质化”危险。

另一方面,“理念的冲锋”也可指代卢一萍偏爱的创作形式,即在真实而又刻板的军营生活里注入大量的想象,让想象力驰骋在文本内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捆绑和历史的指认,带上浪漫的寓言色彩。仍然以《白山》为例,主人公凌五斗生活在名为“天堂湾”的世界海拔最高连队,天地古今一色,远离人世喧嚣。这本身就是一个如幻境般的故事背景,在寂静的雪山深处似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于是,这里的一对小猪死后变成了会飞的天使、不会说谎的凌五斗毫无预兆变成了“蓝人”、睡梦里凌五斗与英雄父亲一次次相遇又别离……在以真实历史年代和大事件为背景的军旅题材小说中,如此随性且色彩斑斓的想象力是难以寻见的,更不用说小说中大量充满隐喻的描写对象。

说到想象,就还是回到凌五斗这个人物身上。如果一定要判别对凌五斗的塑造更多是源于理念还是经验,我愿选择前者。虽然作家在部队服役数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战士,他们思维、个性、行为、习惯乃至语言的边边角角也一定融入了凌五斗体内,但这个有着过目不忘与不能说谎的特异功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奇迹,最后干脆全身变蓝的农民战士,依然因承载了作家深刻的对人、对生命际遇、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承载了作家鲜明、强烈、独特的文学和历史观,含有了更多的想象成分。凌五斗毫无疑问是可爱的,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英雄特质”,他没有上过战场,甚至还有些温顺和愚钝,但他老老实实保持了“人味儿”,人的真挚与顽强,同时他的心正如喀喇昆仑一般纯净与安静。他善良且有点呆,但他不是许三多或阿甘,卢一萍无意塑造一个励志型的底层人物,打造一部激发人奋斗欲望的热血之书,恰恰相反,小说愈写愈显出悲哀与苍凉的底色(虽然叙事语调依然轻快)——凌五斗是真实的,但他周围的人和事已经变形了,他们包裹他、命令他、宣判他——这是一部人努力战胜自然、却被其他人打败的《楚门的世界》。

之所以花较多篇幅谈论卢一萍的军旅题材创作,是因为在《白山》《索狼荒原》这一类作品中,他将一般概念上质感扎实、紧密、厚重的军旅题材处理成了体量轻盈、疏松、明快的面貌,笔法上虚实相间,语调上回避高昂和决绝,将整副身心交给了想象的冲锋而非经验的摹写,从而让自己的作品与创作理念互文互见,与同类型题材容易固化的创作倾向,则保持了适度的距离。

现代性思维与传统家国情怀的联姻

卢一萍衷情于高原、雪山、西域,执著于人的生存状态的书写,但这并不表明卢一萍不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目前的作品还只展现了他一部分的、一定层面的思考,有更多的部分还将寄寓在脱下军装的卢一萍未来的创作中。

我所说的矛盾,一方面在于作家对“真实”与“善意”的同时追求,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小说包含了大量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与技法,可他内心却还秉持着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憧憬。这两方面的矛盾亦不完全分离,且后者当据主要。

“真实”与“善意”,并非一对反义词,但在文学作品中,对“真”的追求势必触及到对人性之幽暗与复杂、社会现实矛盾之剧烈与残酷的揭示。卢一萍追求“真”,且他的“真”并非完整精细地还原时代样貌,而是试图直接触摸到统治那个时代的逻辑。他习惯于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仅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且这个背景通常笔触寥寥、面目模糊。但他叙述历史所用的荒诞笔法,包括种种荒诞的想象,与那段历史形成同构,因而,即使他对历史采取的是粗线条勾勒,却抓住了本质与核心,历史的纵深感被悄然置放于文本内部,成为一种真实。另外,卢一萍看似轻快的叙述其实隐藏着犀利的锋芒。虽然卢一萍不是个情绪激动的讲述者,他的讲述还常有些漫不经心,但他真正表达的内容无不紧贴现实。甚至,卢一萍对现实问题挖掘的力度和深度,远高于一般书写军营常见的矛盾冲突与精神困境的程度,从而让小说的“真”具有了深刻的诘问与反思力量。

但与这强大的“真实”同时存在的,还有卢一萍如孩童一般的善良与单纯,以及如今少见的对美与善的真心颂赞。在《等待马蹄声响起》《七年前那场赛马》等短篇小说中,卢一萍的单纯与浪漫到了让人讶异的程度,让我惊诧于这背后的作者是否真的也写出了《白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我想,在新疆、西藏等地的长时间漫游,或许在这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就像我在开头提到的塔吉克族老人鲁斯坦姆,这些自由生长在草原的人们以都市人难以想象的纯粹与诚恳,接纳了这位远行的游子,也让他的笔端带上如许温存。

另一重矛盾,来自文本的现代性与作家的家国情怀。卢一萍一直被我视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叙事技法影响的作者,直到我们会面时,他说最钟爱的作品是《静静的顿河》,最喜欢的作者是鲁迅,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原先对他的定义。之前我甚至以为卢一萍在坚定地抗拒宏大叙事,无意于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表达热切关怀。从那次会面后,我重新阅读卢一萍的作品,搜寻着他胸怀家国的证据,最终我发现,原来那所有披着现代主义外壳的人物,都活生生站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所有那些属于现代派的飘逸笔法,画出的却还是一颗双脚沾着泥巴、说话带着口音、从里到外从始至终都属于中国的人的心。

好处在于,卢一萍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相对更加国际化、现代化的审美理念,以及这种审美理念带来的对文学性与思辨性的有意识追求,为他主题的最终回归开辟了新路径。在今天,他能清醒规避现代主义乱花迷眼的困扰,将写作根基交还给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对土地与人的热爱之中,这种现代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联姻”,或可为以军事文学为代表的某些写作类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行文至此,才不过写出卢一萍十之一二。他算不得高产,但每有新作,总能在风格气象上呈现些新的况味。我最后还想强调的,是卢一萍及其作品根底中流淌的自由意识。无论是还壮阔历史以平和眼光,还是赋大无畏壮举以悲悯之心,又或让自己的写作趣味避开世俗哀乐和狭隘审美,凡此种种,皆归因于他心有所属——那所属的一切,保护了他,也成全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