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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冯桂林:购船记

来源:《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 | 冯桂林  2018年07月11日07:59

这是1992年,从上海飞往莫斯科的SU530航班已经起飞了。当机上安全带的警示灯熄灭以后,我站起身打开行李舱,从手提箱里取出纸和笔,铺在小桌板上,我打算在这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认真地计划一下我的这次旅行。

这次去莫斯科完全是偶然的,一个月前,我在上海对外贸易公司当科长的亲戚卢平带了三峡轮渡公司的章总经理到我公司来。章总想买苏联的水翼船,章总说苏联刚解体,可以用易货贸易的方式用服装换船。

我的公司成立到那时只有三年,做美国的童装生意,为了能让公司走上正轨,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幸亏我有两个跟我创业的得力助手担任经理,管理着六十多个人,两个经理比我还忙,甚至住在公司不回家。正因为服装生意太辛苦,我才产生了一个心魔,希望能有机会找到其他省力的生意,或者说是多种经营吧,按投资理论来说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章总还说,如果我能够买到水翼船,愿意和我们搞中外合资,经营水上客运。三峡轮渡公司是国营公司,我的金丰公司是我取得香港身份证后在香港注册的境外公司,符合合资条件。三峡轮渡公司在三峡市到巴山的航线经营了四十年,有十几条船,但都是破旧的火轮船,急需引进最先进的水翼船。

这等一劳永逸、旱涝保收的生意,怎能不做呢?我当即答应了由我去俄罗斯买水翼船。

于是,我订了从上海到莫斯科的机票,我想苏联的水翼船是世界领先的,造船厂一定是个大企业,到了莫斯科不会打听不到。

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我甚至不知道飞机到达莫斯科是白天还是黑夜。如果是白天当然好,如果是晚上,大不了在机场睡一晚。

我没能在纸上写下一个字,我除了想到必须先要找一个翻译外,实在想不出更实际有效的办法,这样想着,我竟然睡着了,直到空姐把我推醒,飞机开始降落了,叫我调直椅背,收起小桌板。

莫斯科的机场空旷而陈旧,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是下午一点。由于时局动荡,游客不多,过关很快。我一只手拖着大行李箱,一只手提着小手提箱,步出机场。

六月的莫斯科,艳阳高照。正当我手搭凉棚环顾四周的时候,身边已经围上了十几个出租车司机要拉我生意。

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去红场,那里游客多,可以找到中国人。于是,我喊了一声:“红场!”没人听懂。我用英文喊道:“Red square!”有一个老年司机应声道:“Ok let’s go!”他帮我拖着行李箱走向他的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身的油漆已经斑驳,车窗开着,没有空调,后座椅有一处还破了个洞,露出了弹簧。

莫斯科是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街上多是十八九世纪留下的古建筑,市中心的主干道竟有十车道宽,不过已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街上行驶的汽车也都破破烂烂,找不到一辆新车。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破落的贵族。

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红场。当踏上红场的一刻,我完全被征服了。红场的东面是国家百货商场,是一座建于1890年的俄式巴洛克巨型宫殿建筑。南面是东正教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建于1561年,由九座塔楼组合而成,房顶是大小不一的色彩斑斓的“洋葱头”。西面就是世界第八奇景的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围墙,始建于1156年,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巴洛克、洛可可的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历代俄国帝王的宫殿。围墙的外面是列宁墓,下层安放列宁遗体,上层是阅兵检阅台。红场的地面用条石铺成,像上海的老式弹格路。

我不得不从梦幻回到现实,走到红场的中央,坐在行李箱上,开始寻找中国人。偌大的红场游客寥寥无几,有也是欧洲人,难得见到一个黄种人。我终于发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是黄种人,等他们走近,我立即迎上去,礼貌地问道:“你们好,是中国人吗?”这对男女说了几句日本话,鞠了一个躬走开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又见到了一个黄种人,也是日本人。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有点心慌,看来我的决定太过草率,我已经准备回到机场,在候机大厅过夜。

这时,远处有三个男人往我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大声讲着中国话。我按捺不住狂喜地喊道:“你们好,从中国来的吗?”“是啊,你是哪个城市的?”说话的是个大汉,异国遇乡音,双方都感到亲切。“我从上海来。”我没有时间闲聊,急切地问,“你们谁能帮我找一个俄语翻译吗?”大汉指着身边的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说:“他会俄语,是帮我俩做翻译的,是我的朋友。”大汉说他们两人从甘肃来俄罗斯公干,明天就回国了。他们把翻译留给我,自己回酒店了。

他叫高昌,一副学者派头,中等身材,发际线已经退到头顶,露出发亮的前额。高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秘书,即将期满回国,目前正好有空闲。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才,真是天助我也!我把来俄罗斯找水翼船的想法告诉了他,并且谈好了薪酬每天十美元。

高昌的工作当天就开始了,他把我带到位于市中心的莫斯科河畔的乌克兰大酒店,河对面就是俄罗斯国会大厦,被称为“俄罗斯白宫”。乌克兰大酒店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哥德式建筑,高耸的中央尖塔顶着红色的五角星,四角配有较矮的尖塔。外墙是白色大理石,以麦穗、镰刀、铁锤装饰,充满了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时代精神。这与苏联援建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几乎一样,都是在1955年建造的。

高昌帮我要了一间套房,外边是客厅,有沙发、桌椅,里边是卧室,带有厕所。高昌又带我去用美元换了卢布,苏联解体前,一美元换一卢布,现在是一美元换一千四百卢布,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处在崩溃中。

然后,我们去餐厅吃饭,饭菜很不合胃口,面包是硬邦邦的,冷的;汤是土豆、香肠、芹菜、牛奶做的,也是冷的;还有就是土豆色拉,更是冷的。没有牛排,更没有猪排,这是因为食品严重缺乏。吃完饭,高昌便回大使馆宿舍,我则走进位于酒店大堂的一处灯火通明、人声沸腾的赌场。我很奇怪俄罗斯百业萧条,赌场却一枝独秀。不过,我对赌博历来没兴趣。

早上八点,高昌就来到我的酒店的房间,高昌说昨晚他已经考虑好了,去莫斯科大学的图书馆查找水翼船的资料。当即,我俩就坐地铁去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著名大学。我独自一人参观校园,高昌便在图书馆查找资料。等我回到图书馆时,高昌带了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叫安德烈,斯拉夫人种,黄毛蓝睛,五十多岁,瘦高个,很有风度,他主动上来和我握手问好。高昌同步翻译,俄语非常流利,中文字正腔圆,颇具外交翻译水准。

安德烈根据找到的资料,详细向我介绍了水翼船是由伏尔加造船厂制造,船型有流星号、彗星号、朝霞号、火箭号、东方号和海燕号等。其中全浅浸自稳式水翼船流星号最适合内河客运,流星号长34.6米,宽9.5米,高6.25米,吃水1.2米,时速六十五公里,客运座位一百二十四人。船价是七十五万美元一艘。这个船的型号,价钱都和章总对我说的完全一致。我为我能如此容易地找到水翼船而沾沾自喜,也为我独闯俄罗斯的魄力而自豪。

伏尔加造船厂就在高尔基市,离莫斯科四百公里。高昌根据资料上的电话打过去,准备预约我们明天的到访。可是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高昌说电话号码可能是过期了,改号码也是常事,不如我们直接去,反正有地址。隔天,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讲好价钱包车一天7.5美元。一路颠簸,七个小时,终于到了伏尔加造船厂。船厂很大,车沿着围墙开了几公里才找到正门,大门却是紧锁,找到附近的人打听,才知道,船厂已经倒闭,水翼船也早就停产了。高昌还在打听船厂倒闭的原因,我已经回到车上,像发疟疾一样,情绪一下子从沸点跌到冰点。

我纠结了一夜,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人在挫败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退而求其次。船买不成,我可以把我的服装销往俄罗斯。安德烈说过,他有一个朋友在红场边上的国家百货商场当经理,叫娜塔莎。

我、高昌、安德烈便来到国家百货商场。娜塔莎是鞑靼人,自然卷的棕黑色男式短发,瘦高而单薄的身材,不苟言笑。娜塔莎又把我们带到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是个矮胖的秃顶男人,满脸堆笑。他们俩站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像黑棍,一个像白球,对我的到来却是同样的热情洋溢甚至百般讨好。我把从上海带来的行李箱打开,向他们展示了各式服装,尤其是羽绒衫。他俩瞪大眼睛,连连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像我打开的是一箱珍宝。总经理甚至握紧双手顶着下巴,像是在祈祷不能跑了这个生意。这个全俄罗斯最高档的百货商场的商品竟然严重不足,总经理当即表示希望和我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服装是我的本行,供货自然不难,难的是他们的支付方式,总经理说他们能够支付卢布,可是卢布一路在跌,拿到卢布也换不到美元,换到美元也汇不出俄罗斯。我们唯一可行的是做易货贸易,安德烈说我需要俄罗斯的什么商品,由他去联系。

连续几天,大家都在我的房间客厅里讨论服装和易货贸易,也时常讨论俄罗斯的局势。高昌一直是同声翻译,彼此也不觉得语言上的隔阂。

这一天,娜塔莎来了以后一直闷闷不乐,眼睛红肿。她鼓足勇气问我能不能给她十万卢布,她说,她的弟弟在军队里违反军纪,被关在牢里,可能会被开除军籍。她要救她弟弟,军队的连长说拿十万卢布,他就会法外施恩。高昌在翻译完后,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别理她,不会是真的。”安德烈频频点头,帮娜塔莎说话,希望我能帮她。

我顿时警觉起来,我不会是碰到骗局了吧?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安德烈的教授工资每月才三万卢布。我迅速心算了一下,十万卢布也就是七十美元,对我来说这是小钱,即使是骗局也就骗这一次吧。我当即答应了,高昌再次阻止我,我说以后还要用人家的。娜塔莎立即破涕为笑,我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周末,大家依旧在我房间的客厅里聚会,这次,娜塔莎带了一个女伴,叫克里斯蒂娜,白俄罗斯人,也是国家百货商场的营业员。白俄罗斯人其实就是俄罗斯白人,纯种的斯拉夫人种。白俄罗斯女人的漂亮果然名不虚传。克里斯蒂娜扎着简单的马尾辫,身穿一件湖蓝色的无领无袖无裙摆的直筒连衣裙,如此简单的衣服却尽显她复杂的身材曲线。娜塔莎建议晚上去跳舞。

接下来,娜塔莎和高昌在交谈,大家表情有点怪异。高昌没有翻译,我好奇地问高昌:“她说什么?又要钱?”“不,她说要把自己给你。”高昌还是面对着娜塔莎,继续在听她说话。

我不解地看着娜塔莎,娜塔莎撇下高昌,一把拉起我进了卧室,随手锁了门。娜塔莎背对着我,脱光了衣服,便爬上床,独自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就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医生做手术一样,紧张得一动不动。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娜塔莎的身材干巴,胸脯平坦,完全没有女人的丰腴。这种既没有视觉上的色诱,又没有动作上的挑逗,更没有情感上爱慕的欢爱,让我想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看到人们把发情的公猪和母猪赶到一个圈里,立马就能交配,边上还有一群人在围观,评估着交配的质量。这不,现在外边就有一群人在观战,不过是隔了门。

于是,我完全失常了。

娜塔莎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见我毫无动作,便坐起身,试探着拿起内衣,作穿衣状。娜塔莎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缺乏魅力,眼里噙着泪花,羞愧地低下了头。我走上前去,拿起她的衬衣替她披上。娜塔莎下了床,独自坐在沙发上看了几次手表,大约二十分钟后,她起身出门时,我抱了她一下,我本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无奈语言不通,只能上演着哑剧。

门一开,正在交谈中的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眼光齐刷刷投向我们。娜塔莎说了一句话,众人“哇”声迭起,赞声一片,克里斯蒂娜甚至鼓起掌来。高昌又忘了翻译。我急忙问:“她说什么?”“她说你很厉害!”

当天晚上,我们一众人去了舞厅,当然都是我买单,不过一张门票也就是一千卢布,连一美元也不到,还免费送茶水。说是舞厅,其实也是歌厅,大厅的一角有一个低台,一个男歌手留着高尔基式的漂亮的两弯半月的唇须,无法判断他的年龄。他一边弹钢琴,一边嘴对着一根越过钢琴伸过来的横杆话筒,在唱着《伏尔加船夫曲》,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带着回响和颤音,犹如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忽隐忽现的沉闷的隆隆炮声。这男低音在我的胸腔里引起了共振,心灵被震撼了,膨胀起来,以致堵住了我嗓子眼,几乎要挤出眼泪。

接下来,播放起四步舞曲。克里斯蒂娜抢先把我拖入了舞池,我不会跳舞,但,还是优雅地携着克里斯蒂娜,用自创的两步来充数,机械地来回踏着左右脚,笨拙得像鸭子走路。好在昏暗的舞池也没人注意我,醉翁之意不在舞,在乎肢体接触。克里斯蒂娜身上的气息像迷魂散一样使我晕眩,她柔软的纤手把她的体温像兴奋剂一样注入我全身每一个细胞。如果白天换了是她,我不会失常。

这一夜,我很放松、很享受,以至乐不思蜀。

经过几天的讨论,我和娜塔莎已经确定了服装供货的种类和价钱,也和安德烈确定了用俄罗斯白松交换服装。这种木材在中国销路很好。我觉得大功告成,准备回上海布置接下来的工作。

就在我整理行装的这天下午,安德烈兴冲冲地赶来,给我带来了一个逆天的好消息,让我像触电一样地跳了起来。安德烈说苏联解体后,很多轮渡公司倒闭,他打听到罗斯托夫轮渡公司有十几艘水翼船,已全线停航,打算出售。有流星号、彗星号、朝霞号,甚至还有一艘刚下水的新流星号。

罗斯托夫?在靠近黑海的顿河出海口的罗斯托夫?这是我从未踏足过却非常熟悉和向往已久的城市,因为苏联拖拉机制造厂就在这个城市,它生产的德特牌履带式拖拉机遍布中国的东北。当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开了十年的德特履带式拖拉机,成为最高级别的技师,对它的几千个零部件了如指掌。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为中国援建的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就是完全按照德特拖拉机的图纸生产了东方红54型和75型拖拉机。兵团还曾打算派我去罗斯托夫拖拉机制造厂学习,可惜后来没有成行。我熟悉罗斯托夫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俄国文坛不朽的巨著,描写哥萨克骑兵通过战争走向新生,肖洛霍夫因此获得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还有耸人听闻的罗斯托夫开膛手,杀害五十三人的连环杀手,曾经震惊世界。

说走就走,我和高昌约定明天早上坐六点的火车出发去罗斯托夫。当天晚饭后,众人散去。

我感到乏力,便上床想早早睡了。不久就感觉胃疼,继而大汗淋漓,进而又吐又拉,竟发起烧来。每天的冷面包、冷汤、冷菜,终于把我击倒了,到了半夜一点,我感到天旋地转,实在支撑不住,打电话给高昌。高昌来到我的房间,一看情况不妙,立即打电话给莫斯科总医院。不出十分钟,救护车就到了,医生给我做了初步的检查,体温三十九度,血压六十到九十、心跳一百二十。医生诊断为急性肠胃炎,需要住院,我被抬上担架,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这是一个很大的单人病房,白色木头床架和钢丝床上的白床垫、白被子、白墙壁、白门,医生护士的白大褂、白帽子、白鞋子。连氧气瓶、放针药的托盘和小车也是白色的。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病房。医生给我注射了一针,然后给我静脉输液。一个小时以后,我的症状开始好转。这时娜塔莎匆匆进来了,她向医生询问了我的病情后,让高昌回去睡觉,可能她觉得我俩“同房”过,由她来陪护是理所当然的。我睡着了,娜塔莎一直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着,整整两天,娜塔莎寸步不离,上厕所也是她帮我举着吊瓶。

这时,我真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娜塔莎知道了我的愿望就回家做完拿来了。这哪里是面条?这是俄罗斯面条汤,面条全部断成一寸长,汤里有土豆、胡萝卜、芹菜,煮得稀烂,有股药味,难以入口。好在是热的,我也吃完了。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需要住院一个星期,我考虑到要去罗斯托夫,入院第四天我就坚决要求出院。高昌、娜塔莎和医生商量后,给我配了一个星期的口服药,医生再三嘱咐我要按时服药,要注意饮食。我又能怎么注意饮食呢?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唯一能吃的就是用热水泡面包。

出院时,医生拿了一份病历和账单要我签字,我也看不懂,只管签了字。我转向高昌问要多少钱?高昌说不要钱,我们可以走了,苏联是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已经解体,这个制度没变。我有些感动,怪不得高昌对苏联有好感。

我和高昌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他们一起来送行。我和娜塔莎、安德烈握手道别,克里斯蒂娜站在娜塔莎的后边,当我搜索的目光和克里斯蒂娜守候的目光相遇时,心头突然一颤,她会意地微微一笑。

安德烈已经帮我们联系了罗斯托夫轮渡公司。俄罗斯的火车速度很慢,停靠的站点又多,我们用了整整三天才到了罗斯托夫。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要求司机先去拖拉机制造厂。到了厂门口,就看见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德特拖拉机模型,严格按照比例放大,连底座足有三层楼高。我下了车,站在它跟前,看了很久,这曾经是我的神、我的魂,我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面对着敬畏的佛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高昌远在大门口等着,他是无法理解我的这个情怀的。

我们到了轮渡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国营公司。秘书把我们带进办公大楼的第五层会议室,已经有一行人在列队欢迎我们。总经理拉林,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满脸的络腮胡子刚刮干净,留下铁青色的两颊,有男人的性感和威严,他面带微笑,眼光犀利。

拉林率先跨出一步,握住我的手,有力地晃动了几下:“欢迎中国同志!”副总经理瓦西里是个年轻时髦的美男子,穿着黄色的衬衫和牛仔裤,紧随其后上来握手学舌道:“欢迎中国同志!”总工程师头发花白,穿着连衣工作服,上来握手。接下来还有总会计师和不知什么职务的人上来握手。

高昌站在我边上根据秘书的一一介绍进行翻译。这场面超出了我的预期。

接下来,我们便在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谈水翼船。拉林说他们有十二艘水翼船,分别是七艘流星号,其中有一艘是新的;三艘彗星号,吃水浅,可以直接靠岸搭跳板,不需要专门的码头;两艘朝霞号,是大型游轮。

拉林说,他们公司有几个宾馆,年久失修要装修,公司还欠着工人的工资,他们急需美元来解困,所以他们不做易货贸易。

至于轮渡公司,他们准备关闭,现有的十二艘船要买一起买。他接着说他们已经得到罗斯托夫资产委员会的批准,总价钱是七十二万美元。

我生怕听错,特地叫高昌问清楚,一艘多少钱?高昌证实了一艘六万美元。“必须一起买。”拉林又强调了一遍。

我强压心中的狂喜。伏尔加造船厂的新船七十五万美元一艘,现在却可以买十二艘,我心想这个价还谈什么呢?况且资产委员会已经定价,也没得谈。但是,我还是略皱眉头故作犹豫的样子,拉林见状,主动提出可以分批付款。

我没有想到谈判这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高昌在记录每一艘船的出厂年份,我趁机快速地思考,和三峡轮渡公司合资用去四艘,还有八艘,我可以和上海、南京、南通、太湖等地搞合资,不怕用不掉这八艘船。

我继而在考虑,中国没人知道船的真实价钱,我可以把船价提高,甚至我可以少出钱、不出钱,这个无本万利的生意真是天赐良机。

只是,我要先垫付全部的船款。我公司刚成立没有几年,并没有这么多资金。我可以用做服装的美国客人开过来的信用证,去银行贷款,先挪用这笔资金。至于采购面料、辅料想办法赊账,加工费也可以晚点付。只要船一发运,我就可以向合资中方收取金额的一半,再来补上这个空缺。

空麻袋背米!中国人做生意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下午,拉林亲自带着我和高昌去看十二艘水翼船。它们有的停泊在岸边,有的吊上了岸在保养,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舰队。苏联水翼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行驶到一定的速度,依靠水翼把船体大部分托离水面,和飞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水翼船时速最高可以达到七十五公里。中国当时还没有能力制造水翼船。

参观完,我们坐上流星号航行在顿河上,速度果然很快,船体也非常平稳。我坐在驾驶舱里,想着,我马上就要成为这些船的主人,不禁踌躇满志。看着窗外,集体农庄的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边,夹杂着一栋栋白桦树建成的坡顶木屋。我还看到一群俄罗斯大妈光着肥胖的身子站在齐肚深的河里,湿头发贴在脑后,就像一尊尊坐在水里的弥勒佛。

第二天,我们准时到会议室谈判,上来,我就表明确认了十二艘船七十二万美元的价格。接着,我们开始商谈具体问题,总工程师向我们提供了全套船的图纸,又向我们提供了全套配件的图示和规格,还有船只保养维修手册。这些资料足有几大箱子。还有他们的仓库里现有的配件清单,拉林说送给我们。

我又向拉林提出需要两台新的发动机和两个新的齿轮箱做备用,当船大修时可以替换而不停船。

我又询问了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负荷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地处三峡,气温比顿河流域高得多,必须要有多余功率装空调。水翼船是全封闭的,不可以开窗,否则会增加侧风力,影响船体平稳和速度。

我又提出船的所有机械部分,中国都有能力仿造和维修,唯独水翼部分是用铝镁合金制造,焊接需要氩弧焊设备和技术,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必须由你们永久负责维修。

我又提出每条船配两名俄罗斯驾驶员、十二条船配一名俄罗斯机械师,培训中国人,时间为一年。

拉林听完我的发言,把身子缓缓地靠向椅背,倒吸了一口凉气,眯起眼睛看着我:“你是船舶工程师?”“不,我是拖拉机技师,柴油发动机的过滤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和机械部分的变速装置、传动装置,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拖拉机的动力终端是驱动轮,船是螺旋桨。”

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竟鼓起了掌。

第三天,我又是八点到会议室,我们签署购船合同,十二艘船分批出运,因为远洋轮一次最多只能装载四艘水翼船。第一批四艘船将在明年年中发运,根据合同我必须在明年五月前付四艘船的一半价钱即十二万美元,船到中国再付另一半。

条款审议完毕后,终于到了正式签字的时刻,气氛颇为庄严,拉林身边一左一右站着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身边站着高昌和俄方秘书。双方签字后交换文本。我和拉林同时站起身探过桌子,紧紧地握住手,众人长时间鼓掌。

出了轮渡公司,我瞬间感到了自己的伟大,我被自己感动了。

第四天,我们是中午到达会议室,拉林集合了二十几个船员和我见面,探讨工人的工资和待遇,我和拉林、高昌坐在桌子中央,工人们全都面对我们站着,像召开记者招待会。拉林开场白:“今天,中国同志在这里,他们买了我们的船,谁愿意去中国工作站出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

一个留着八字胡子的哥萨克人快人快语:“去,为什么不去呢?我们现在不是失业了吗?”他环顾四周,想获得大家的认同。一个身高有两米的胖子被后边的人推了出列,有人戏谑道:“他愿意去,反正他老婆也跟人跑了,他说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众人大笑。又有人讪笑说:“你们不会要他的,他饭吃得多,一个人能吃五个人的饭。”胖子连忙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嘟哝着说:“我吃得多,干活也多啊。”

人们纷纷问道“工资多少?”“我们要自己做饭吗?”“有没有休息天?”“有伏尔加酒吗?”我统一作了回答:“工资每月三百美元,”“每星期休息一天,”“有专门的人给你们做饭……”

人群中开始小声议论,静了一会儿,好像在酝酿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问题。

“有女人吗?”哥萨克人说出了憋在心头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有人附和着。这时拉林冲着哥萨克人正色道:“尤里,你又胡闹。我们是去工作的,你不要给我们丢脸。”哥萨克人还是不服气,声调却低了下去:“难道不是吗?没有女人日子怎么过?”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我笑着说:“你们可以找女朋友啊,你们长这么帅,女人会喜欢你们的……”

工人们基本上都表示愿意去,人数没有问题。

拉林通知我,晚上,罗斯托夫市长要接见我,我紧张了起来。晚上七点,我和高昌准时来到市长办公室,市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其貌不扬,参加过卫国战争,胸前挂着的胸章叮当作响,令人肃然起敬。我和他握手合影,市长带着官腔说了些欢迎来罗斯托夫做生意和投资之类的套话,也亲民式地问了我生活是不是习惯,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解决。真叫人受宠若惊。

罗斯托夫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乌克兰的黑海边上最大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我需要将水翼船装上远洋轮,才能运回中国。我们找到了敖德萨的中国远洋公司,他们报价每艘水翼船运费十八万美元,我们又去了拉林介绍的乌克兰黑海远洋公司,价格便宜了很多,经过几轮谈判,运费可以做到八万美元一艘,不包括水翼船的托架。托架是装在远洋轮甲板上的用来支撑和固定水翼船船体的,托架的费用是两万美元一个。我没有更多的选择,当即和黑海远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发运前两个月,我要付清托架钱共八万美元,船发运后付清运费三十二万美元才能拿到提单。

一切都落实了,真是“劳苦功高”,这也许是我生意中最成功的一次。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在黑海里游了一场泳,以示犒劳和纪念。

来回罗斯托夫和敖德萨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再回到莫斯科时,安德烈叫我不要住酒店,怕我吃不惯饭菜再得肠胃炎,生拉硬拽把我带回到他家里住。安德烈的房子是国家免费分配的,两房一厅,格局很大,有厕所、厨房,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这天晚上安德烈的太太做了一桌菜,为我洗尘和庆功。高昌、娜塔莎、克里斯蒂娜都来了。娜塔莎的弟弟阿廖沙也来了,他穿着军装却敞开着领子,穿着皮靴却没有戴军帽,是个散漫的人。聚会上,阿廖沙从不发言,他很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人的讲话,像只猫一样安静地端坐一角,头跟着动静转,别人讲任何话,他都会附和着发出感叹词“哇”“嗷”“好”“真的吗”,人笑他也笑。就像演奏一场交响乐,他就是边上的贝斯和边鼓,倒也生动有趣。

这天晚上,众人听着高昌介绍我们一路的情况,也都欢欣鼓舞,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大家都说这次我是船和服装双丰收,我甚至考虑有必要成立金丰公司俄罗斯分公司。

我回到上海已经是八月底了,突然对上海湿热的气候很不习惯,竟然怀念起俄罗斯清凉的夏天,还有一起工作的俄罗斯同伴。同样不习惯的是又回到了如满天繁星般细碎的服装事务中。公司的范经理和霍经理向我汇报我不在上海的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他们俩是我成立公司时拉入伙的,原本也是国营服装厂的技术工人,就我们三人从接来第一个服装订单开始创业的。汇报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我没有睡觉,在公司里逐个查看了每一个订单的生产情况和进度。

我又和办公室戈主任详谈了在俄罗斯买船的情况,戈主任也一直和三峡轮渡公司保持着联系。

水翼船已经落实,应三峡轮渡公司章总的邀请,我和戈主任去三峡市实地考察和签署合资合同。接待我们的是章总、党委王书记和营业部主任小李。

章总对我真的弄到了水翼船颇感吃惊。然而,他眼里射出的惊喜却被他那淡褐色的眼镜片挡住了,刻意地收敛着。和他第一次到上海我公司来求助有些不同,可能需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威严,也需要端一下大公司的架子。王书记是个师爷式的精瘦老头,双目如炬,不轻易发言。主任小李就纯属马屁精,只会根据领导意图说话。

我们在他们带领下参观了公司、码头、渡轮,并且坐上了从三峡市到巴山的航船,船是破旧的老式火轮,乘客很多,携带着大包小包,像电影里的难民船。

宽阔的江面上,异常繁忙。有观光旅游船、机动木帆船、摆渡船,还有驳船拖着满载黄沙的水泥船队。

水上航行的交通规则是世界统一的。同向行驶,慢船让快船,小船让大船,超船需鸣笛;相向行驶,一律右行;穿越主航道必须在正常行驶的船后通过,主航道不能抛锚……然而,我看江面上杂乱无章。我怀疑身高两米的俄罗斯胖子开船时有没有能力躲避闯入主航道的违章船?

水上漂浮着菜叶果皮,江水浑浊。我看到洗衣妇在岸边的石头上捶打衣服,光屁股的顽童在水里嬉戏。还看到有人张网捕鱼,我紧张起来,渔网对水翼船的螺旋桨是致命的,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一样危险。

我忧心忡忡,我的流星号从静静的顿河到闹腾的长江会不会水土不服?

当我把这些忧虑告诉章总时,他的回答令我吃惊:“政府能够动迁百万三峡移民,还怕整治不了几个江上刁民?”

我顿时语塞。

我们双方用了两天的时间讨论了合资协议。双方约定了投资比例,三峡占百分之五十五,金丰占百分之四十五。合资后仍由他们管理,我们派人参与财务监督。

我报出的船价是十二万美元一艘,运费和托架十二万美元。如此便宜的价钱,对于三峡方面来说,太出人意外了,章总大喜过望,希望马上签约。

我心里早有一笔账,每一艘船总价二十四万美元中,三峡出百分之五十五就是十三万二千,而真实的船价连运费托架是十六万,当然不包括我花去的费用。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出二万八千美元一艘。

而根据双方对收入和成本的测算:船票35元/人×124座×90%满座率=3906元,按每天两航班四航次,每天的收入15624元,每年去除保养维修时间和大风停航时间有效天数是290天,年收入达到450万。

每年一艘船的运营成本:柴机油一百万元;人员工资包括俄方专家五十万;各种税费四十万;保险费十五万;修理费配件费三十万;房租十五万;还有折旧费、银行利息、票务代理费、交际费共五十万;总计三百万。

这样,每年一艘船毛利润一百五十万,我可以分成六十七万五千,而四艘船呢?我简直无法想像。

双方约定继续由我联系运输事宜,计划明年五月,顿河解冻后,安排俄罗斯方面对船进行一次全面保养,然后开往敖德萨吊装、固定。最晚在明年九月发运,十月达到上海港。

双方约定投资款在明年五月到位,俄罗斯方面收到定金才正式开始工作。

所有合资条款拟定后,我和章总在合同上签了字。仪式一点也不庄严,双方都有点迫不及待以致不失草率,双方都在做着各自的美梦。

等我们回到上海,章总就打电话给我公司的戈主任,说他们王书记批评他做事太急,以致忘了把两项成本写进合同,一是公司退休工人的工资,二是三峡市和巴山的两处码头应该作股写进合同。戈主任据理力争,认为合资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人员已经核定完毕,不应节外生枝。码头早已存在,并非合资兴建。最后,双方折中,否决了退休工人的工资分摊,码头算三十万入股。

这引起我极大的不快,看来王书记是有意躲在幕后,让我先签字再加码。但是,我还是忍让了,一来不可能为码头的事推翻合同重来,二来我毕竟隐藏了差价。于是,双方又签了新的补充协议。

我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直到翌年的五月份,到了合同规定的三峡公司应付款五十二万八千美元的时候。戈主任去催他们付款,章总一直躲避,每次都是小李主任编了各种理由来推诿。直到戈主任决定坐飞机过去时,章总才出来接电话,说是因为人民币换美元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让我们公司先行垫付。他们一定在九月份船发运之前付清款项。还说,已经是一家人了,要相信他们。

我一时怒不可遏,他们怎么可以不把合同当一回事?戈主任却冷静地分析,他们到九月份一定会付,他们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投资机会,况且他们上级的省、市都已经批准,他们是想占我们便宜。到时真的他们违反合同,我们和别人也可以合资。

五月底,我从香港汇出四艘船的一半钱十二万美元和四个托架的钱八万美元,总共二十万美元。那个时候,无法直接汇款给俄罗斯银行,只能先汇到法国里昂银行再转俄罗斯银行。

因为汇钱困难,高昌的工资无法付给。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工资了,我正在为这事发愁。在一次朋友饭局上见到我的一个朋友龙根,几年不见,龙根养得肥头大耳,说话口气也大了。他说他在做俄罗斯的易货贸易,用电视机换木材,听上去好像很成功,他说这几天又要去莫斯科了。我乘机请他带两千五百美元给高昌,并附上一封信。

这期间,戈主任联系了上海港、芦潮港和南京、南通、太湖等地的轮渡公司和水上客运公司。上海黄浦江有严格的限速,水翼船速度太快不能用。芦潮港到普陀山的海面最大波高2.5米,涨潮最大流速3m/s,最大风速20m/s。我们的流星号、彗星号、朝霞号水翼船都不适应这些水文条件。太湖风景区也不需要水翼船。南京和南通完全符合条件,并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我们在积极的接触、探讨和申报航线。后面的八艘船也许还不够。

眼看船发运日期越来越近了,戈主任向我提出,必须为第一批的四艘船买保险。我说远洋货轮不会有问题,我们做服装三年来每星期都发货装远洋轮到美国,每次都没买保险,何曾出过事?戈主任是个绝佳的军师,总是能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尤其是我没有想到的地方。戈主任说四艘水翼船,从罗斯托夫到敖德萨自航要五天,吊装要三天,远洋航行三十天,就算到了上海,从远洋轮上卸下来,水翼船还要自航到三峡市又要几天,不买保险如何睡得着觉?我被他说服了。

我找来了一直在帮我们做海运保险的保险公司业务代表赵先生。赵先生对这笔生意很有兴趣,一般海运货物保险费是百分之零点六,这次联运保险费要百分之一。根据我们合资合同上的价格是九十六万美元,赵先生求功心切,提议我把每一艘水翼船价格再提高两万美元,这样,保险合同变成了一百零四万美元,赵先生也因为合同超过一百万美元,提成级数也提高了。六月初,我付了一万多美元保险费,为此我还心疼了很久。

七月中,龙根从莫斯科回来了。我当晚请他吃饭,想交流一下生意。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莫斯科做易货贸易,如何能干,如何成功。酒过三巡,我看他只字不提高昌的事,便装着不经意地问道:“哎,你见到高昌了吗?”“见到了。”“你钱给他了吗?”“这种人——钱给他干什么?”他借着酒劲,嗓门越来越大,眼珠几乎要突出眼眶,像螃蟹的眼睛。两只手比画着,像舞动的蟹螯。他继续说:“他又没事做,这人不行!你以后用人要看看清楚,要不,我帮你找个人?”似乎是我做错了事,他在教训着我。我接着又问:“钱呢?”“钱?钱我用掉了,我不是要帮你做事吗?我狠狠地教育他来着。”龙根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气得拂袖而去,连吃饭账也没付。

我只能重新找人给高昌带钱去。

黑海远洋公司来电报,他们的远洋轮已经将托架焊在甲板上了,远洋轮将在9月11日抵达敖德萨吊装水翼船,完成吊装和固定需要两天。预计发运日期是9月14日,到达上海港是10月10日。黑海远洋公司声称,他们开船后一个星期即会开具船运提单,到时,我们必须付清全部的海运费三十二万美元,才能拿到提单。

罗斯托夫轮渡公司也很配合,主动联系黑海远洋公司。拉林来电报,他的四艘水翼船将在9月11日到达敖德萨港口。并询问我他们选拔的九个工人什么时候出发?

我发电报给高昌,让他务必在9月11日之前到达敖德萨,在现场监督,有情况及时汇报。

三峡的章总也来电话,他将在9月11日到上海,他的银行本票已经开出来了。似乎一切都在顺利地按计划进行。

然而,我见到章总和小李主任时,章总拿出中国银行的本票让我看了一下,确实是五十二万八千美元,他说要复印,谁知,章总随后把本票收起来,只留给我复印件。他若无其事地说:“必须看到船运提单正本才能把本票给你们,这是上级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你要体谅……”说完他们借口还有其他事溜走了。

我气得拍案而起:“他妈的,这生意不做了。”戈主任依然很冷静地分析道:“我不担心钱,本票是真的,本票抬头上收款人也写着我们公司,时间上也只是差一个星期,和国企办事就是这样。”然而,戈主任的忧虑就深远了,他接着说:“我担心和这样的人合作,以后正常营运了,我们也拿不到分成,他们可以把账做得不赚钱,也就没钱分。”

本来,我的资金就是挪用服装信用证的贷款,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原指望拿三峡公司的钱支付海运费三十二万美元,现在我哪里去找这笔钱?

我几乎绝望了:“该死的水翼船——沉掉算了!”

我终于明白,什么“多种经营”,什么“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伪真理,是一种悖论,都是那些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放的狗屁。自己熟悉的主业也做不好,怎么做得好不熟悉的副业,去进入别人家熟悉的主业?

回想起这两年,为了搞多种经营,我投资过兄弟大酒楼、金丰化工有限公司、金丰阀门有限公司,都搞得轰轰烈烈,并且高薪聘请了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最后都是血本无归,以失败告终。而现在水翼船投资可能就是最大的失败。

我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手臂,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一头扑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被一阵固执的电话铃吵醒,我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是戈主任打来的:“船沉掉了!”

“谁的船?”我反应不过来。

“就是我们买的水翼船啊。”

“你瞎说什么呢?船怎么可能沉掉?”我不耐烦地拔高了声调。

“是真的,高昌拍电报来了。”戈主任继续说:“9月12日,也就是昨天晚上,一场百年不遇的超级飓风横扫东欧,损失最大的城市有五个,其中就有敖德萨,敖德萨港口全线瘫痪。”

我赶快打开电视机,等着准点新闻。果然新闻的头条就是欧洲超级飓风,电视镜头还出现了灾后惨状。

我连忙赶到公司,收集报纸的有关报道。

戈主任马上联系了保险公司。头一回碰到理赔,我开始担心保险公司会不会耍赖。赵先生来了,对他来说,赔钱又不是他赔,赔钱本身就是保险的概率,也不是业务代表的过错。所以赵先生很轻松,他让我赶快去敖德萨拍些现场的照片,保险公司会分析,是不是全损?有没有残值?同时,赵先生把我们收集的报纸带回去了。

事不宜迟,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好公司服装生意上的事。9月20日,我从上海飞莫斯科,高昌来接我,直奔火车站,经过四天的火车,到达敖德萨。整个敖德萨港口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就像二战时被轰炸过的珍珠港。拉林已经赶到现场,我们相互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

风暴过后的黑海显得异常平静,就像一个闹够了的孩子睡着了。海水清澈见底。我站在码头边,一览无余地看到了我的四艘船都沉到底了,连船顶两米长的天线和雷达都在水面以下。我可以透过船窗清楚地看到驾驶台上的一个个仪表盘,就像在玻璃缸里看模型一样。这哪里还会有残值?根本不可能修复。拉林穿着风衣,把头缩在翻起的领子内,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他定金已经收到,沉船我又拿不回去。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我虽然诅咒过船沉掉算了,可那也是气话呀,谁愿意是这个结局呢?

我认真地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有全景的、有局部的。高昌和拉林在交谈,并从他手里接过关于沉船的证明文件。

血色的残阳照在我们身上,在地上留着长长的身影,就像电影里英雄人物慷慨就义的悲壮镜头。

办完事,我回到莫斯科已经是10月2日晚上了,这次我还是住进了乌克兰大酒店。我准备隔天和安德烈、娜塔莎、克里斯蒂娜吃顿饭,布置一下正在进行的服装换木材的生意,打算10月4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

谁知道,我走不成了!我竟然走进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滞留在了莫斯科。10月3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宣布全市戒严,飞机禁飞。因为反叶利钦的议长和副总统,拒绝叶利钦解散共产党的决议,要叶利钦总统下台。他们的一个近卫师占领了“俄罗斯白宫”,也就是在我住的乌克兰大酒店河对面。叶利钦调动军队包围了“俄罗斯白宫”,十几辆坦克就停在乌克兰大酒店的门口。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1993年10月4日,双方从凌晨开始激战,枪林弹雨。我住的乌克兰大酒店墙上弹孔累累,玻璃破碎。我哪里睡得着,侧身贴着窗框,只露出鼻尖,乜眼看着外边的战争。死者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上,伤员不断地抬进酒店的大堂,乌克兰大酒店成了战时指挥所。下午,叶利钦命令十几辆坦克一起开炮,“俄罗斯白宫”顿时浓烟四起。下午五时,“白宫”伸出白旗,宣布投降。这次街头战争,死一百八十七人,伤四百三十七人,而据非官方统计死伤二千多人。

晚上,娜塔莎心神不定地来看我,她说她弟弟阿廖沙的部队就在“白宫”里边。她进不去“白宫”,不知她弟弟的情况如何。

直到10月6日上午,娜塔莎才找到她弟弟阿廖沙,在莫斯科医院里。我、高昌、安德烈、克里斯蒂娜都赶去了医院看望阿廖沙。医院的走廊上到处都是死尸和伤兵。

阿廖沙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已经截肢,面色煞白。见我们进来,本能地想坐起来,刚一挣扎,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侧了过去。我伸出手掌往下压,示意他躺下。娜塔莎哽咽着说:“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让他被军队开除的好。”我相信了娜塔莎要十万卢布的理由是真的,可是,世事难料,焉知祸福。克里斯蒂娜挽着娜塔莎,陪着她哭。阿廖沙这回独自笑了一下:“这不还活着吗?总比那死了的好吧。”这时,能笑得出来也算是条汉子。

我急于离开莫斯科,一时没有飞往上海的飞机。下午安德烈和高昌急匆匆来到我的酒店,告诉我,傍晚有一班飞往伊尔库茨克的飞机,可以从伊尔库茨克转飞沈阳,问我去不去。“去!只要能离开莫斯科。”我拿了行李就走,安德烈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一路上,满大街都是军人和戴着袖章的民兵背着枪,就像“十月革命”的年代。在路上我对安德烈说:“你说的这场战争应验了,佩服你!”安德烈阴沉着脸说:“这场战争以后,俄罗斯将陷入长期衰退,卢布将变成一张废纸。”果如其言,一年以后,美元兑卢布从当时的1比1400跌到1比3235。卢布变成了废纸,所有贸易也都做不下去了。

我坐了六个小时的飞机,要命的是飞机上不发任何食物。到了伊尔库茨克已是半夜,狂风夹着暴雪,气温降至零下二度,这个城市地处西伯利亚的中心和贝加尔湖畔,常常是中国冷空气的发源地。我出了机场,拿出高昌给我写好的纸片,交给出租车司机看,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去附近的旅馆。出租车开到一条小路时陷入了泥潭,司机反复地前进、后退,努力想冲出泥潭,但是,事与愿违,车轮越陷越深,最终动不了了。司机回头看着我,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不用说,只有我下去推车了。于是,我跳了下去,齐膝深的泥水里还混杂着薄冰。光是湿脚也就算了,由于我在车后用力推车,后轮甩起来的泥浆,使我变成了一个泥人。我只穿着单衣,又冷又饿。好在车出来了,我也到达了旅馆。这时旅馆已经过了饭点,厨房没有人,我又饿了一顿。幸亏还有热水,我穿着衣服冲淋,连人带衣一起洗。洗完了,我坐在大堂的火炉边,拿着衣服一件一件地烤干,可是皮鞋是无论如何也烤不干的,只能继续穿着。等我做完这一切,天也亮了。

按照高昌写的纸片要求,我又要出发去机场了。我决定早点去机场等签票,中午十二点十分,将有从伊尔库茨克飞往沈阳的CZ610航班。另一方面,我想去机场的餐厅吃个饭,不管冷的热的,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机场。

我傻眼了,这哪里是机场?昨天半夜下飞机也没看清,这闻名遐迩的伊尔库茨克的机场候机厅竟然是一间民房,候机的人们就等在门外的空地上,轮到登机才进门,也没有安检。检票大厅就是民房的客厅,十几个平方,哪里有餐厅?连小卖部也没有。这下我彻底慌了,再饿下去,我会昏倒的,我必须找到吃的。

我在附近转了一大圈,除了很远的地方有几栋同样的民房之外,没有什么商店和小卖部,怪不得西伯利亚历来是犯人流放之地。我失望地转回到机场,在机场外的一棵大树下,我看到一个俄国大妈,头裹着三角围巾,背靠着树坐在地上,也是候机的乘客。她从布兜里拿出一个长条的罗宋面包,用力地咬了一口。我赶忙冲上去,一手拿着二千卢布,一手指着她手中的面包。她看了看咬过的面包,抬起头望着我,目光茫然。我干脆把二千卢布塞在她手中,抢过面包,掰成两半,把咬过的一头又还给了她。她终于明白了,站起身来,憨笑着要把二千卢布还给我,我向她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飞机延误了四个小时,终于起飞了。我仰天长叹,回家的路真难啊!

到达沈阳又是半夜,我住进了最好的日伪时期建造的辽宁宾馆。洗了个热水澡,睡进柔软的棉被,多少天没有这种奢侈的享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一阵门铃声把我吵醒。我光着脚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女服务员,推着一辆清洁车:“先生,你要打扫房间吗?”“咦!你怎么会讲中国话?”我惊讶地叫了起来。女服务员睁大惊恐的眼睛,倒退了两步,旋即转身就逃。我拉开窗帘,才知,我人已到沈阳,魂还在俄罗斯。

华灯初上,我饿得眼冒金星,我来到宾馆对面的一家东北菜馆。我扶着桌子坐下,女服务员递上了菜单,是一张塑封的纸板,正反两面写着菜名,女服务员手拿点菜簿,等着我。我把菜单往桌上一扔:“不用点了,所有的菜给我来一遍。”女服务员退回了厨房,我听到从里边传出声音“这人别有病吧?”于是,三十多岁的男老板出来了,脸上挂着面具式的职业微笑:“先生,你几个人?”“一个人。”“那你吃不了,我们这菜单上有四五十道菜呢!”我觉得是不妥,改口道:“那么,来十个菜吧,荤素搭配,你看着办,只要快,费时间的菜不要。”

菜陆续上来了,我如风卷残云,顷刻杯盘狼藉。吃着吃着,委屈涌上心头,泪珠竟扑簌簌地掉进碗里。但是,我随即把眼泪憋回去,吃饭吃哭了,那不真有病了?人家哪里知道我是刚从俄罗斯回来的,几天没吃饭了!

老板见出点异样,又来到我身边,哈着腰,小心翼翼地问:“老哥,菜合胃口不?”我连夹两块回锅肉塞嘴里,掩饰道:“唔,不错,好!”“来点酒呗?”“不,不了。”老板还在观言察色:“那,馒头要么?热乎——的。”他拖长了声调引诱我。我咽下食物,顿了一下,抬起头挤出一丝笑容:“不,够了,谢谢!”老板这才放心地进去了。

一桌菜,吃了七八成。买单八十元,老板说打了折的。我把一百元放在桌上说,不用找了。我迈出店门,朝马路对面的辽宁宾馆走去。老板、女服务员,连厨师也撩起身上的围裙擦着手出来了,目送着我。听到背后有议论声,我不觉回头看了一下,所有的人闪身进去了。

到了上海,我顾不得休息,叫来了保险公司的赵先生,把所有的照片和拉林开的证明都给了他。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保险公司不久就批准了理赔,保险金额是一百零四万美元,扣除尚未发生的海运费四十万美元,赔付六十四万美元,我已经付掉了二十万美元和一万多美元的保险费,净赚四十三万美元。

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了吧,这笔巨资一下子解了我公司资金紧张的困局。然而,我想,我先要帮我爸妈买一套房子,他们还住在利用屋顶的三角空间搭的阁楼上,每天爬进爬出。阁楼下的房间给我结婚用了。

于是,我买了两套相邻的两房一厅的房子,我和爸妈都搬进了新房,我妈哭了,说再也不用倒马桶了,不过,花了这么多钱她舍不得。其实总共才花了十六万人民币,连两万美元都不到。

这一年多的奔波,虽然水翼船没有做成,却也换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也算是没有白忙。如果水翼船成功了,说不定以后的麻烦会不断,如今的局面可能是我最好的结果。我以为一切烦恼都随着水翼船的沉没而过去了,谁知麻烦并没有结束,或者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一天晚上,又轮到朋友聚餐。我应约到金都饭店,刚要走进五号包房,门敞开着。里面早到的人在高谈阔论,我听到龙根的声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帮他专门跑了俄罗斯好几次,人家赚到钱也不想着我,有什么办法?”还是龙根的声音:“算了!谁叫我们是朋友呢?我这个人不计较的,钱吃得完用得完……”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一时竟不知如何进门。我高喊一声:“服务员,五号包房在哪里?”我故意等了几秒钟,包房里静了下来,才走进去。

龙根第一个站起来,拿起酒瓶要帮我斟酒:“来,来,你晚到了,罚酒,罚酒。”我推开他的手:“我不喝酒,你不知道吗?”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龙根的笑容不自然地凝固在嘴角。

西装革履三七开分头的焦大佬走到我的身边,打圆场道:“算了,饮料倒上。”焦大佬和我同时出来做生意,我们一起在香港、澳门混过,他这两年转做房地产,在上海开发了好几个楼盘,是我们中间公认的首富,大家都改口叫他大佬。

这顿饭吃得不是味,我屡屡走神。散席后,焦大佬和我同行,他搂着我肩膀说:“怎么?龙根和你有不高兴啊?嗨,做生意派头要大,钱散人聚嘛,如果你做房地产就知道了,给钱像发牌一样的。”我知道,在朋友圈里,我的意外之财已经变成了不义之财。我不想在背后说人,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晚上,我打电话问龙根:“是不是你帮我做事,我不给钱?”龙根电话里咆哮了起来:“没有的事,谁说的?我抽他耳光。”我觉得多说无趣,便挂了电话。

卢平也登场了,他刚打完高尔夫球,穿着运动服,兴冲冲地进我办公室门就嚷嚷:“好消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香港有名的富豪唐家的侄子和我合资办连锁超市,上海商业局副局长的儿子也参加。我好不容易抢到参股机会,要二十万美元……”我果断地打断他:“我没兴趣投资,我现在……”他马上纠正我:“不是叫你投资,我是向你借二十万美元,一年还给你。”他怕我回绝,马上开出诱人条件:“我给你百分之二十利息,到时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卢平的这个投资,我本能地不看好,我劝说道:“你以为在7-11、华联、罗森、好德、可的这些连锁超市面前能够胜出吗?”卢平兴致更高了,搬了椅子坐到我跟前,唾沫星子正好够到我的脸上:“做生意要官商勾结,我们有后台,有背景,怎么搞不过人家?再说我们要求不高啊,一家店一个月赚一万,不多吧?一百家店就是一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两百万,这种生意闭着眼睛赚钱。”我抹了一把脸,身子努力靠后。

看来,卢平今天来是志在必得,我再说也无用。水翼船生意又是因他而起,虽说歪打正着,毕竟我是获利了,我如何拒绝得了他呢?于是,我们之间写了借款协议,至于利息条款我主动把它去除了,我心想,你能还我本金就不错了。

从这以后,我每次见到卢平,就听他义愤填膺地骂他的合作伙伴,如何无能,如何外行。事实上,一家店不是每月赚一万,而是亏一万,不出半年连锁超市就倒闭了。

卢平从此就躲着我,钱也不还了。不久,听说他买了新房子,那钱出自他自己篮子里的鸡蛋,借我的钱自然是借鸡生蛋,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当初,看着他往火坑里跳也没办法。不!是看着他把我推进火坑我也没办法。这倒是卢平发明的“鸡蛋论”——不要动自己篮子里的鸡蛋。

三峡轮渡公司的章总也来了,这次显得比以往都客气。在绕了一大圈不相关的话题后,转到了保险理赔的事,他说按照合资合同,这个理赔收入也应该按比例分配,因为他们也做了很多相应的工作,也存在实际损失。我告诉他,一则保险合同是以金丰公司名义投保的,不是以合资公司名义投保的;二则在买船的过程中,你们没有出资过一分钱。他看我说得有理有据,知道没有可能分到钱,便图穷匕见,威胁我说,他有好朋友在上海西区工商局当局长,他去举报我们,会让我们公司开不下去。我没有屈服,难道没有王法了吗?工商局是私人开的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看来,我还是天真了。没几天,西区工商局真的来人了,这是没有先例的跨区办案。有四个人直冲财务办公室,封存账册,如入无人之境。其中一个为首的队长敞开着制服的领口,光头戴着大盖帽,就像陈佩斯小品中的伪军。他用蔑视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们公司买卖船只,超出经营范围,我们依法查案。”我回答:“我们买船是搞合资,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其实,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解释也是多余,只能让他们查账。查了几天,只发现我们账上有一些购买礼品卡记录,每张一千元,总共一年花费一万多元,送礼的对象写着提供服装配额的外贸公司。于是,他们开始小题大做,说这是商业行贿,要我们交代送给哪个外贸公司、哪个人。我们公司的人统一口径,谎称这些卡是我们假借外贸公司的名义,自己作为福利用掉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出罚单——六万元。

我们到处伸冤,没有任何部门受理。我们只能到处托关系,最后找到一个和局长是朋友的人,才算摆平了这件事。

如果说,麻烦光来自外部,我还好对付,更大的麻烦竟然来自公司内部,几乎使我的公司停止运作。

公司原来有六十多个人,一下子走掉十六个人,并且引发了一个古老的阶级斗争话题:究竟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或者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

走掉的人说,公司的业务都是他们在做,他们拚命帮老板赚钱,使老板发了财。而老板整天在外边。出走的十六个人中,有的人带着我的客户信息另投明主,有的人三五成群,另组公司,自己做老板,并且以更低的价钱抢夺我的客户。

公司本来就如同一条流水线,由经理、外销员、业务员、面料员、辅料员、单证员、财务员等组成,现在流水线断了。我和范经理、霍经理、戈主任分别交代了工作,重组了公司人员搭配。

没了客户,我公司如何生存?我必须到美国去寻找更多的客户。

于是,我买了从上海到纽约的机票,只身飞往我从未去过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