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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阎晶明:文学还能否“高于生活”

来源:《中国政协》 |   2018年09月12日14:02

阎晶明,男,汉族,1961年生,山西偏关人。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加工作,历任《批评家》杂志编辑,山西省作协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山西省作协秘书长。2002年调中国作协工作,历任办公厅副主任、《文艺报》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批评的策略》《鲁迅的文化视野》《鲁迅与陈西滢》《独白与对话》《我愿小说气势如虹》《叙说所有》《千面足球》《鲁迅还在》《文字的微光》等。主编《新批评文丛》《鲁迅演讲集》《中国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2005中国短篇小说新选》《人说山西》大型旅游文化丛书、《鲁迅箴言新编》及《文艺报》“文学新力量”丛书等。1992年获首届华北区文艺理论评奖一等奖,2002年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新时期文学也走过了同样的历史,而且它的起点甚至更早。新时期文学以最新的证据证明,在社会时代转型期,文学总是可以领风气之先。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全方位发展,巨大的变革,迅猛的发展,开放的姿态,从最初的努力融入,到后来的全力追赶,到现在的全面超越,我们都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书写者。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到,文学与现实之间,内容更加丰富,情形也更加复杂,人们又重新开始思考现实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社会主要矛盾和文学创作的反映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判断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又一次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看待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我们同时又认为优秀文艺创造是作家艺术家对自己时代的真实反映,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借用这样的概括去回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可得出一些认识上的结论。

我个人以为,建国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中反映的中国现实,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印证。如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人们很快产生了迅速改变为现实的要求,即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先进的工业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了人们的理想。而这些,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反映。如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3年)、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直到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问世,达到了集大成地步。同时期其他代表作家的作品,都是表现当代中国农民特别是优秀农村青年,如何带领大家建设新农村,标志就是传统农村能够出现工业化的因素,等等。

可以说,柳青、赵树理等作家的创作形象生动地诠释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现状的认识和未来前景的展望。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但我们同时还应看到,柳青赵、树理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些作品的生命力之所以在今天还依然葆有,还在于,他们创作的作品并非只是简单地图解政策。他们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反映人们观念上存在的偏差以及因此引起的斗争,反映了个人的爱情婚姻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悲喜剧。这就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开放成了一个时代的新主题。简单的“工业化”已经不是目标,“物质+文化”的需要是方向和潮流。于是,描写这种社会发展趋势,表现人们因此在观念上、情感上发生的变化成了新的文学潮流。应该说,新时期文学从开始到后来很长时间,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是说作家按照《决议》创作,而是说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主题和形象,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在基本面上,在根本处发生了呼应。

今天回过来看,新时期文学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作品,也留下了很多值得继续讨论的文学话题。在异常活跃、日新月异的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引来不少讨论。种种思潮中,也有作家把目光盯在了国家发展与人民命运的“重大主题”上,路遥就是其中一位。

关于路遥创作的成就,他的作品价值,我个人以为将来还会讨论下去。他在西北小城,思考着远不属于他的认知范围的问题。而他思考的问题,又与个人及其周围世界密切关联。1980年,在给自己的老师曹谷溪的信中,路遥为自己弟弟参加招工担忧而写道:“国家现在对农村的政策有严重的两重性,有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厚夫《路遥传》P133)此后不久,路遥就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我以为路遥信中的自述,就是小说最好的评论。当然更可以说,路遥的小说就是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结果,就是他对个人与国家,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之间关系的文学表达。他写了一个与自己、与自己的弟弟命运相似的人,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的“千百万”中国农村青年的命运。《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更大的创造,他写得很真切,就是努力走出去与现实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也要抗争的主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现实应该说早就“过时”了,高考、打工、参军,农村青年想走出去已不是本质问题,农村空心化倒是问题。但《平凡的世界》里的文学形象,却不会因时事改变而淡化。

路遥的创作,特别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路遥把“文化”广义地定义为“精神文明”,是一种准确的把握。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兄弟,不正是“物质”之上还要“文化”,文化则意味着走向更大世界的现实诉求么。柳青、赵树理小说里的青年把理想放在了沿着合作化道路前行,乐于在土地上奋斗,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青年已不能满足于此。孙少平是留在土地上的青年,但他的内心还有更高的理想和奢求。

今天,我们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它们其实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产生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中国,我们的文学做了什么?这是一个一个的真问题,同时也是创作者面临的文学问题。我们今天强调现实主义,面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面对的考验(创作时)和检验(问世后),比以往要大得多,复杂的得多,难以“服众”得多。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其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可能都需要一定的历史间隔期来验证,就像柳青路遥的作品在今天焕发生机,赵树理的创作成为文学史家愿意反复讨论的问题一样,后来的影响仿佛比当时还大,或者说专业的人们开始为他们正名。我们对今天作家作品的判断一样有一个同时代眼光受限制的问题吧。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现大作品,出现可以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画卷,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书写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观念变迁的大作品。我们也同样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读出足以感动“千百万”人的文学形象。至少,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上,在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画廊上,今天的文学还是很不够的,不解渴的。

我不会去制造一种结论,认为今天的文学比不上从前。历史的条件,文学的环境,生态,甚至连发表出版的渠道都根本改变。不过,如果说前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都可以找到足以体现它们的作家作品,甚至可以举出其中代表性文学形象,那么今天,至少在我们要寻找时还存在一定困难,还不能举出大家共同认知的文学形象。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在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上,在对现实题材的理解、融化和鲜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总体上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时代优势。

没有文化上的优势就无法实现“高于生活”的目标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气象万千,包罗万象。创作的题材无比丰富,无论是一条大江还是一条小溪甚至一滴水,都可以是作家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哪一种题材,都能找到一定范围的读者。关键的问题是,作家还能不能在文化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在思想上能不能体现出特殊的深度,在观察上能不能表现出职业的敏锐,在艺术上能否展现出专业的魅力?创作所表达出的观念、思想,抒发出的情感,对于“千百万”读者,这些已经在专业上自有一套,审美上严重分化的“千百万”,如何产生集中,或者说更广泛的吸引力?当我们用“分众化”来概括今天的审美潮流的时候,似乎也为我们的作品影响力受限找到了一点可慰藉甚至心安理得的理由。

我以为,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强调生活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强调作家对生活的认识能力,把握能力,概括能力,表现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社会公众国际往来的见多识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多方面要求,人们审美观念、审美要求的分化,同时,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网络通讯的日新月异,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任何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极速提高,作家了解、认识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出了太多的难题。没有文化的充分准备,想要表现出或一领域的生活,都会变成一个难题。今年是纪念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40周年,我们纪念这部作品,更应该从中寻找启示。新时期之初,知识就是力量是全社会认知的口号。当一个作家去写一个数学家的时候,集中去写他在学术上苦苦追求,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事业,印合了一种时代的呼声。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我再去写一个科学家,想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比新闻报道更丰富、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内容,单纯的道义歌赞已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作家可以理解到专业领域的深层次内涵,可以把科学精神贯注其中,甚至可以用专业的口吻去讨论专业的问题,又能使深奥的专业知识因此大众化,社会化,文学化,那可能才可以写出具有当代气魄的作品来。

我们对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样需要通过学习、理解、掌握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理论。我们提倡向柳青、赵树理、路遥学习,学习他们深入生活的坚持和诚意,其实,他们都是自己时代时事政治的学习者,最后也成了生动的解释者,而且还具有超越时事的能力,从中更体现一个作家的自觉担当。根据厚夫的《路遥传》里的记述,路遥为创作长篇小说的阅读准备几乎是“学术”式的。为了掌握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律和艺术特点,他集中阅读了上百部中外长篇小说,分析它们的主题,研究它们的结构,其中《红楼梦》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通过集中阅读,他明白了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真切体会到创作长篇小说“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绵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为了让笔下描写的生活能够入情入理,他同时阅读了大量社科著作,甚至包括工农商科、林牧财税等领域书籍。为了让自己塑造的小人物能够真正融入大时代,体现时代精神,他找来近十年内从中央到省到地区一级的报纸合订本,逐年逐月逐日逐页地翻阅。最终,这种“非文学”的阅读让他达到了“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正是这种从中外小说到百科读物再到各类时事报纸的阅读,为他做一个时代“记录官”的创作理想打下了文学的、文化的、知识的坚实基础。

现实题材不是题材越大越好,关键是小中能不能见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鲜活。源于生活本身就很难做到,高于生活更难做好。如何实现,如何突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做出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