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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春光的故事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 王占黑  2018年09月29日00:08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已出版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作品散见于《芙蓉》《山花》《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2018年9月,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会代表许子东给王占黑的颁奖词为:“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春光,春光,听起来好像是个开心人的名字,实际上春光一年四季总板着副面孔。

天气晴,春光坐在自家楼下,一条长凳上塑料的,木头的,五金的,橡胶的,样样式式摆齐,对过设一张空藤椅,他就端坐在当中一只矮方凳上,像株生在低谷里的树,一声不吭,细摸细想。

有大人领着小孩路过,自己打了声招呼,又给小孩使个眼令,小孩不敢响。大人拍拍小孩的背,叫啥,叫啥。小孩仍旧闷声不响。

现在回想起来,怪就怪春光长得凶,加上他一脸不尴不尬的纹路,实在让人难以在大伯伯和爷爷之间狠下决心。那会儿我也犹豫很久,勉强从嘴巴里挤出一阵蚊子叫,春光大伯伯。

春光从手上的木工活稍微抬起头来,板着面孔应一声,哎,侬好呀。然后继续干活。春光有一副听起来比大家洋气交关的上海口音,这给他平添了几分严肃。一埋头,脸上又浮现出两道叫人害怕的黑线。

春光凶,多半要仰仗他一副又粗又浓的眉毛,这种眉毛长在周总理脸上显得一身正气,长到春光这里就可怕极了。最怕他一低头,叫人只看见光秃秃的额头底下倒吊两条黑毛虫,那感觉好比小时候练书法,一笔头往砚台当中戳进去,蘸饱了墨汁,再一笔头提起来,屏息划出一个王字的前两横,每一横都厚得能戳破垫在最底下的那层报纸。写完定睛一瞧,只感到眼前阵阵晕眩。

春光的眉毛,小孩子看久了恐怕也是要晕眩的。做活到吃力处,那两条虫一蹙,甚至要往眉心蠕动起来。

老师见不入眼,就说,同学们注意收,注意收,起笔过重,后面容易干掉。我想春光的眉毛,肯定是一起笔就收不住了。

老师眼力尖,那个王字写到最后,笔头已经干的不行,一横里面,黑的少,白的多。我看着它,它看着我,再看一眼老师,心里多少尴尬。

春光老来的眉毛就是这样,粗是粗,不浓了,看过去干巴巴的。大人却说,这种眉毛好,叫做长寿眉。我不晓得,我只是逐渐感到,眉毛淡下去,面善竟上来了几分。

路过的大人再拍拍小孩的背,叫啥,叫啥。小孩想也不用想,一口一个春光爷爷,春光爷爷。

春光仍是不大有表情,哎,侬好呀。迅速埋头做他的事。那手里的生活,好像永远做不完似的。

我问他,春光大伯伯,你是喜欢老早呢,还是现在。

春光讲,人活一张面孔,好比家里厢造个门面,此地就是贴副春联。

他举起两根手指,一根紧紧并着另一根,另一根直直地戳住自己的眉心,灰白的长寿眉就变成了一对翅膀,笔挺地张在两侧。

新贴新色,贴久了么,总归要褪颜色的。

春光又要跟我打比方讲道理了,他总是这样,文绉绉的,总爱讲道理。

他讲,大伯伯么,新过年贴着出风头也好,淡掉也好。没啥欢喜不欢喜的。

我心里想,那总归是年头上的好。凶归凶,最起码拉得动木锯。

春光的木锯,我不晓得他拉了多少年。

无数个清早,太阳还没照到,春光的锯子已经从不知哪条墙缝里漏进来了。咔赤,咔赤,那动静不比工地上的,也不比装潢队,倒像是小时候住在弄堂里,从解放路桥下那一爿棕邦店传出来的声响,笃悠悠的,不躁,和人家窗门里放半导体的声响,水塘边捶衣服的声响,脚踏车在过道上打铃的声响是一样的。那是一种距我十分渺远的混响,更多的声部,我说不上来。

这样的混响在小区里是难以听到的,尽管这里分明也是个被人遗忘的旧小区了。春光的木工活孤零零的,随时要被摩托车发动,汽车鸣笛以及毫无征兆的狗吠覆盖住而显得太过微弱。我偶尔还是能捕捉到一些,推开阳台窗门,朝斜对面望一眼,春光老早进车间劳动开了。他就住在我家后面一栋,和怪脚刀等于是铁隔壁。只不过怪脚刀住六楼,他住一楼。

一楼灶间正对下去,春光养了座小花园,这几乎是全小区头上的一顶皇冠。照以前,每栋楼前的空地皮上不是狗毛杂草,就是散着异臭的花。见得入眼的,就随它长着,换季了总有人推着修草机来。见不入眼的就擅自端了,栽上几株枇杷树,几株无花果树,或许还能吃上几口。也有种小尖椒的,小胡葱的,好省去菜场里几角钱。可是谁家狗一踩,那些半枝莲啊,薄荷叶啊,连茎带叶都被碾进泥里,楼上楼下又要扬脖子红脸。不过这都是小事,最怕碰上停车场扩建,管你高的矮的,统统砍了浇上小方砖。人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长到两三楼高的树被拦腰斩断,有的骂娘,有的不响,过一阵重新栽过。偶尔看到缝隙里伸出一两根小草,竟还是原先的狗毛草,心头光火。

唯独春光楼下,老远望过去,常年一片齐整的光景。

春光这片地皮,寸土寸金,毫无闲置。一面贴墙,正好堵住他的车库窗门。三面围着木栅栏,当中有一爿是活动的,等于一扇小门,合上的时候不留缝隙,打开的时候,脚边恰有块红砖专门抵住。红砖跟肥皂一样,下雨天泡没了轮廓,用着用着就单薄下去。好在窗沿下总是堆着一摞捡来的红砖,我后来敲过好几只角在地上写字。靠墙先是一排水缸,按大小依次立着,大的盖着木板,很工整的方片形,有时上面躺着一个木瓢,有时水瓢浮在缸里。小的装泥,或者不装,附近摆着几只长条的豆腐盒,并分不清是春光浇花留下的,还是喂狗留下的。

树种在地上,也是那几样大家都会种的,枇杷树和无花果树,长着长着就要歪到路上去,春光就常常修剪。另一株茶花树,春光嘴上不说,谁都晓得那是他的心头宝。春光特意搭了个小隔间,四条长木板牢牢撑着,入了冬还要拿塑料膜裹起来。花是栽盆里的,有时也用小缸。一般人家种的凤仙和夜来香他有,映山红和茉莉他也有,但也都是些普通的品种,结了小果子就红红的,不结便被靠外的枇杷树档住了,看不清开不开花。

即便如此,小花园里头也挤得落不下脚了。春光就在不种树的空当处铺起瓷砖来。一块半块,都是些人家用剩的碎形状,碎花纹,踩进去才晓得,噢,这是条路了。下雨的时候,按着它踩,脚不会湿。

我讲,你好开店了。卫生间的小方砖也有,客厅的大方砖也有,灶间的大理石也有。

好看呀,春光讲。可是他脸上并没有因为感到好看而高兴,仍闷头锯着刚讨来的木纹地板,细长条的,表面有树的螺纹。他把截面弄平滑,贴在墙根。又多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春光就是这样,没有哪件东西不是他自己做的,就连木锯也是自己绑的。春光的木锯每天咔赤,咔赤地响,人们并不知道他在弄什么,过几天去看,好像是多了一个防水的顶,一块扶手,还是什么细小的改装。春光的东西有些用在小花园里,有些用在家里,也有的被别人讨了去。剩下没人要的,做完了就扔在杂物间里,扔多了,杂物间就满了。可是春光还在继续做。我只感觉春光的手停不下来,像早晨漏进来的声音一样,细细的,停不下来。

人们路过小花园,春光就坐在外头,他们说,春光,做生活啊。

春光以极小的幅度抬头,哎,侬好呀。

打完招呼,人们总会习惯性地多看一眼小花园,觉得好看。

也有人不服气。每次卫生大检查,社区狠心把大家的自留地端了,春光这里却从来免拆免检。问起来,社区里讲,你们是自留地,春光这是小花园,不一样的,我们还要专门带领导过来视察呢。

那人讲,有啥稀奇的啦,不就是搭得像样一点。他觉得种树就是种树,何必搞花花头头。也有人跟话,哦哟,那我们也把阳台搬下来好了,又没啥厉害的品种,弄得这样金贵。

自留地好不好看,就好比穿衣服一样。春光的衣服不花哨,但是自己晓得讲究。有人趁机开刀,春光么,就欢喜弄一身行头。我知道他们又在讲春光的领子了。

有些人穿睡衣买菜,有些人就算早上遛狗,也要梳头穿袜。好比徐爷爷,走到哪都戴着他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春光呢,穿一件也好,穿羊毛衫也好,一年四季脖子底下总要露出一个雪白雪白的衬衫领子。坐在他旁边,我总感到那领子和他的眉毛构成了两个极端。

有人就说,上海人的假领子呀,装装样子。可是谁也没见过春光阳台上晾出过他们口中的那只假领子。

我也没见过。我只是觉得春光厉害,每天穿着他的白衬衫坐在露天劳动,却不见哪处弄脏过。不像我的校服,穿一天回来,贴脖子那一圈不是灰的就是黄的。我羡慕他那只雪白雪白的的领子。我想春光肯定很勤洗衣服,可我一想到春光像妈妈一样蹲在卫生间里,一手抓着那只粗毛板刷,狠狠地刷着衬衫领子,就觉得这画面与他并不相称。

再转念一想,如果春光能像妈妈把我的衣服都刷褪色那样刷淡自己的眉毛,或许会跟他的白衬衫领子更相配一些。毕竟那领子带着一种斯文的冷淡,它和小区里其他人都不一样,才有人总是见不入眼。

好在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是喜欢春光的小花园的。走过看一眼,眼前并不鲜艳,心里却总觉得好。

我头一次和春光说上话,确切点说,春光头一次和我说话,就是在小花园里。那时春光从木工活里抬起头,他说,不要怕,拿钥匙丢伊。

初中生的时候,六点是要爬起来跑步的。小区很小,绕着住房三分钟就能跑完,再大些,从家门口开始,前门,后门,到白场,再兜到春光楼下,一圈差不多五分钟。每趟路过小花园,瞥见春光直着身板做活,他不抬头,我也不敢打招呼,只闷头朝前去了。

拐角处若是跑快了,就容易被野狗追。你逃得越快,它越追得紧,你再逃,他就一直追着你。这种狗叫欢头狗。

春光教我装出一副扔钥匙的动作,野狗一惊,欢劲吓去了大半,掉个头就走了。我朝春光看一眼,他早就埋头干活了。

跑完最后一圈,春光蹲在地上打理花草,一顶鸭舌上带粒纽扣的蓝帽子突然抬起来,摆出两道黑毛虫,春光讲,今朝,三刻钟。

啊?

十圈。

噢,噢。我站在栅栏外面,有点喘。

原来春光一直帮我数着呢。

春光讲话的口气很严肃,不像别的大伯伯,小官,阿金,轻松里混杂着大把无聊。春光像他的衬衫领子一样带着距离感,好像跟你很熟,又好像跟你没关系。有时你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同你讲话。

更要紧的是,他很简短。他讲,今朝跑快了。

今朝,少跑一圈。是要戳穿我的偷懒。

有时则稍微温和一些。睡过头了,是吗。白天读书不要睡着,晓得吗。

我渐渐习惯跑完步在小花园休息,躺在他那只空藤椅里,借他的热水壶倒茶喝,看他做木工活,有时同他一道拔杂草。也渐渐习惯了他这张一本正经的面孔。

小旁友,侬过来。

我像一个小跟班,春光领着我在他的地盘上看来看去。真正进入小花园,才知道它比外面看上去更齐整。春光的齐整,也不仅是一个白领子这么简单。

他讲的话越来越多了。这棵,他回过身来,不大行了。他把小盆挪到外面去,准备单独处理。

要冷了,大家穿衣裳。他好像是在对着植物说。

又说,侬跑好步自家衣裳穿好。

春光自己呢,还是那件颜色很深的方格子羊毛衫,配卡其布夹克衫,灯芯绒裤子,露出小半个灰白的球鞋面。雷打不动的白衬衫领子。

周日的上半天,跑完步是没事情做的,春光就带我去南门河滨的二手集市。

春光说,小旁友,带侬见见世面。

我们走过去大概半个钟头,后门出来,穿过批发市场,经过火车站和立交桥,一路都是没人的,从四季园抄条近路,再走过一片长长的草地,就看到了河边的人群。

那是一个集齐了几十个春光大伯伯的地方。他们垫一张旧报纸坐在地上,朝前铺一只蛇皮口袋,两三个抽屉哗啦一下抖出来,地上便杂乱地堆起一座小垃圾山,拨开来看,才知道里面藏着半导体,大哥大,电话机,风扇叶,马达,打火机充气罐头,有些能用,有些拿去拆了还可以当配件,也滚出各式各样的工具,灯泡,电笔,老虎钳,红柄黄柄的十字开刀和螺纹开刀,一包一包装好的螺丝螺帽,大把贴着比基尼女郎图的浪声打火机。千万种宝贝,越稀奇的越好。一群人围着看,伸手拿。

对过几个整齐的摊位,玩的是香烟盒里夹的国画贴纸,雄狮牌、杭州牌专门出花鸟、屏风和仕女图。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大人在骂小孩为了集水浒卡片买干脆面的时候,自己也在玩物丧志呢。大人和小孩的道理一样,买得再凶,要集齐一套是很难的,只能靠群众的力量。多了张竹子的,就和多了兰花的换。杜鹃常见,牡丹就少的可怜,谁拿到了牡丹,就好拿到市面上去高价出售了。买不起的,挤过去看看真品也高兴。有些大伯伯淘了大半年,独独缺一张国花牡丹,一狠心就统统卖了,另去收集新出的军舰贴图了。

春光不烧香烟,他绕开去,和其他空手来的人一样游走在旧货摊前,偶尔蹲下来扫一圈,拎出几样把玩, 和人讨论。春光一开口就是上海话。

他说,这物什哪能用法。

对方就说,落地扇的摇头搭配。边说边用手指了一下螺纹口。

他说,鸿运扇的有吗。

我帮侬寻寻看。很奇怪,很多人一跟春光搭话,也会切换成上海口音,仿佛是一种礼遇,或是显得自己懂得多。

好呀。春光却总是板着面孔,好像明知自己的特别也装作无所谓似的。

大伯伯们相互买,相互卖,更多的时候是在交流心得。我们常常空手而归,偶尔淘到几样好东西回去,春光显得有些兴奋,一路走一路讲,这样预备来做什么,那样预备来做什么。两只手比划来比划去,好像他脑子里早就有图纸了。

可是每当我说起我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也很好玩。春光就说,这种么,省力来。他面孔又板起来了。我就不说下去了。

有东西要带去换的几趟,春光会搬出脚踏车来,一只黑牛皮的方形手提包放在车篮里,我们推着车走过去,就要慢一点。夏天的时候,四季园的景色是很好的,春夏秋冬四段路,每个园子的天都被张开的树枝树叶挤得满满的,倒着看,好像荷叶铺遍池塘的样子。尤其是水杉和香樟,笔挺笔挺的,柳树太细,其实不好看。

树林里有很多早锻炼的老人,打太极的,跳交谊舞的,下棋的,还有那种拍树的,对着河大叫的,倒着走的。钓鱼的要吃过中饭再出来。春光从来不运动,他就这么推着车走啊走,走到河滨那个一周只一天早上开几个钟头的二手集市,参加一次技工老头们的社交狂欢。在那里,做纸的,做木的,做五金的,时髦一点做电子产品的,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玩法,就像每种膨化食品一打开,都能吃出不同的玩具一样。

我们回来的时候,不赶时间,就走河边的大路。大路上有些树不长叶子,一年四季就是个树干,春光觉得这种也好看。

侬看,花不如树的,花落掉就要等下一季。树是哪能看都好看的。活着的,死掉的。

有啥好看的。我心里不明白。

他不响,继续抬着头看,过一会又扭过去看河。

春光又说,人也不如树的,弓背的,瘸腿的,总归不好看。树就是模特儿,高矮胖瘦,哪能样子都好看,模特儿,晓得吗。

晓得。我心里想,春光又要讲道理了。

一过冬就全是模特儿了,精瘦精瘦的,条杆老好。

我抬头看了看。眼前明明是密密麻麻的银杏叶子,看得晕乎乎的。

再看春光,微微发福,不高不矮,他一手叉着腰,白衬衫扎进西裤里,皮带上吊着一根长长的绳子,另一头牵着钥匙垂进裤袋里。

我想,比起小花园,春光心里面肯定更喜欢四季园的大树。

后来四季园那条沿河的大路,我每次经过都要抬头看一眼,回想春光跟我讲的话。他总是面无表情,好像自说自话。可我分明感到他是在对我说话。他讲话的时候,人也像棵树一样,站的笔笔直的,如同他坐着的时候,毕恭毕正。直到下大雪那天,我穿过四季园,移开伞,一抬头,头上全是天,所有的树都凋了,你看它们,好像看到了石柱,宝塔,高楼和教堂,不是树,是那些很雄伟的建筑物的模样,笔挺地矗在那里。到了夜里,它们就留下巨大的黑影子。

树比人好看多了,随便侬哪能不好,驼背,瘸腿,适意,不适意,总归是好看的。

那时春光已经不在了。

往后几年,春光的木锯渐渐响得疏了,小花园常年是一片清爽的光景。他的劲道都转到修东西上去了,勤快地去二手集市,也跑大大小小的五金铺,修理棚,搬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杂物间都放不下了。

春光就借了小区西边一间朝马路的矮平房,专门放东西,那里原先是个租碟屋。听说要拆,老板火速搬了店面,此后反倒再没消息了。那时每周五提早放学,同学们就冲进去抢碟,偶像剧跟偶像剧抢,动漫和动漫抢,港片和港片抢,抢不到的只能排队等。我不抢,我就在外面帮大家看脚踏车。我家没有碟片机。最早有过一个,坏了不修。

我说,你们修一修呀。

大人说,修啥,家里又没人看的。

大人心目中,小孩不算人。就像大人总是说小孩没有腰子一样。

我只好不响。后来碟片机就当废品卖掉了。

春光说,侬想看啊。

我点点头。

我们就去了那间矮平房。

我从来没想过春光会有一个这么乱的房间。他总是整整齐齐的,连长凳上的工具都是朝一个方向摆开的,这里竟乱得踩不下脚,我看呆了。可是房间里分明藏着无数种我想伸手去碰的东西。三轮车模型,老式台灯,电视机天线,各式各样的饼干盒罐头,玻璃弹珠,串起来的外国国旗,浮着油光的画像。我想着如果能把这个房间搬到集市上去,春光那里肯定是人最多的!可是春光每次只带一两样东西过去,换一两样东西回来,房间里的大冰山,一点都没动过。

春光说,侬不要进去,我晓得在啥地方。

我见他踮脚朝着某处走去,搬一点,再搬一点,挖出个小洞,过一会儿便抽出了一台顶盖上满是黄土的碟片机。他让我拿着,转身又抽出了一个塑料盒子。

春光忙着连他的电视机,我拆了盒子。都是国产电视剧,电视台里轮着放的那种。

春光讲,这种有啥好看的。语气分明带着不屑。

我却硬说自己喜欢看,看完还要唱插曲呢。

阿拉老早全是看香港片,日本片,美国片的。拉了大屏幕看。他用两只手框出一个大方型。

我不响。心里却在想,你连电视都不用,讲什么老早。

我们坐在店门口看了几集,春光说不好看,就转身去修东西了。我自己看。也跟着哼里面的歌。

那个暑假,我在春光这里一坐就是大半天。矮平房极闷热,可他能找出两个带转头的落地扇对着我吹,风大到连吃冷饮都要争分夺秒。自己则脚边放着一个小小的鸿运扇,他的精工活容不得乱吹。

看完那一盒电视剧花了我好长时间。至于看了些什么,现在早都忘了,只是记住了几首插曲,记住两个风扇对着吹的适意感,和那种同看电视完全不一样的新鲜劲道。

春光在小花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人们见不到他,就晓得他又去看店了。大家口头上仍是租碟店、租碟店地叫着。但那分明已经指称了春光的修理铺。

什么东西坏了。人们就说,拿去租碟店修修看。实际上就是叫春光修修看。修什么都可以,回收什么也可以。人们不断地拿东西过来,春光的房间越来越挤,越来越乱了。

春光说,很多人拿过来修,修完就不要了。我想他们大概没期望能修好,他们只是想换新的了。电器淘汰起来太快,每户人家都想要台新的。他们把东西扔到春光这里,说是让他修,实际上和扔掉没什么两样。但若是扔自家门口,看到了心里总会有点舍不得,扔在春光这里呢,像扔了,又像没扔,好比借了个地方藏东西,心里就安定了很多。

可春光还是会修的,每一样都会修。他修一只电水壶的插头,修一个喇叭的扩音装置,修一台什么机器的马达,每一块零件都是他从房间里其他东西身上挖下来的。春光说,拆了东墙补西墙,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也有人喊他上门去修,东西太大搬不出去,打电话叫人维修又太贵啦。他们说,春光,空来看一看好吗。

春光就先空着手过去诊断一下,看出点名堂来,就回去找东西拆,抄上工具再折回来。有时很快,有时隔了很久也不见好。人家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春光,要么还是算了,扔掉算了。

春光不响,他继续修。好像在他手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修不好的。可是有些东西就是修不好。

人家就从不好意思变成了有点厌烦,想叫春光走,又不好意思说。他们讲,春光,吃夜饭了,侬留下来一道吃吗。他们换上一口上海话假惺惺地热情招待。

这时春光会说,要么我拆下来搬回去修,好吗。

人家巴不得呢,好呀好呀,侬慢慢修,修不好也不要紧的。

春光带回去的东西,有时候半天就修好了,有时候耗上几天。人家下班回来的时候,春光就朝他喊,修好啦,侬来拿噢。

人家就说,好好好。结果好几天都不来拿。

再问起,人家又说,不要啦,不要啦,家里买新的啦。旧的就这么搁置了。

春光修很久的东西,停几天,修一修,又停下来,他不响,人家也不响。到最后人家就忘了。东西就成了房间里的宝物。只有春光晓得,哪些地方还能拆下来再派用场。

春光的杂物间就越来越拥挤了。

春光修东西的时候嘴巴闭牢,我就在旁边看着。也有别的人,比如送报纸的,卖菜的,和一些空消消的老头。大家坐着,倚着,望着房间里满天满地的老古董,便聊起由它们所唤醒的上世纪的日子。

送报纸的说,电熨斗实际上都是余姚出的,但是为了卖得出去,贴的都是上海电器厂的标牌。他补了一句,春光,对吗。

另一个说,西湖牌电视,凤凰牌相机,水仙牌洗衣机,侬不晓得,也有大兴的情况。

好总归是洋牌子好,我还是觉得日本的物什顶好。又有人说。

哎呀,三大件啊三大件,现在没一件值铜钿啦。送报纸的又感叹起来。

春光不说话。等他修完了,烧一壶开水,往搪瓷杯里灌满一壶,他就要讲起来了。春光一开口是收不住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有时惜字如金,有时什么都能讲。比方说他讲到老电器,就要讲各地的工厂,讲各厂技术工人的水平,再讲到电器行还是上海的顶大顶正宗,他就停不下来了。讲到最后,春光话锋一转,对我说,小旁友,侬去了上海,就不要回来啦。

人家就笑,春光春光,真不要面孔,叫人家不要回来,为啥侬自家不回上海去。春光不响。

两千零几年的时候,政策上讲,上海知青的户口能迁回去了,有退休工资,养老和医保也跟的上,一大群人心满意足地回了故乡。也有一小群人不肯走,留下来了。譬如鲍阿姨在此地做了人家,传了三代,眼见四代要出来了,就不再回去。

春光不回去算啥道理。有人问。

春光的说法是,迁回去同几个阿姐抢房子,这种事情我不欢喜的。

每年春节,春光还是要回去一趟。但凡见不到春光在租碟屋门口修东西,小花园的山茶树包得严严实实,必定晓得那几日春光回上海过年了。他的行李很少,别人都是大包小包挤火车,他就提那只黑牛皮的公文包,像出趟短途差,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几天春光就回来了,也不带回什么,仍是一只小小的手提包,立着雪白雪白的衬衫领子回来了。

人家问他,侬黄浦区的老房子啥辰光拆啦。

春光摆摆手,同我不搭界。

春光的上海口音一辈子没改过,可是春光从没想过回上海。

春光一回来,照例搬出了自己的三把交椅,一只矮方凳,一把空藤椅,长凳上工具一式排开,小花园的维修工作久违地做起来了。

三把椅子里,那把空藤椅,春光从来不坐的。碰到消闲的人走过来,一屁股就坐进去了。那是一把很老的藤椅,它的藤不是黄色,而是深棕色的,一坐落去,便浑身遭遇一阵透彻的凉意,是那种睡了几十年的老篾席才能散出来的凉意。大人说,这种凉是靠人的皮肉一日一日磨出来的。

人们一坐上去,哇,这张藤椅子适意,真适意啊,春光哪能从来不坐的啦。

春光不响,他也不凶,看起来并不介意。我却晓得这桩事。

在我刚搬来的时候,春光还是个大伯伯的时候,我隐约记得那里坐着一个老阿婆。我记不清她的长相,只知道每次春光坐在楼下,她就和他面对面坐着。老阿婆不说话,就这么坐着,身上披着小毯子。有时春光会推着轮椅带她在小区里走来走去。

路上碰到,大人就让我打招呼。我就喊,春光大伯伯。

大人说,还有一个呢,我看了一眼,就喊,阿婆好。

春光仍旧没什么表情,大人就生气了,拍我的背,叫啥,叫啥。

我说,春光大伯伯好,阿婆好。大人就很尴尬。

春光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随便叫。

我不明白,大人在生什么气。

后来某一次清明,在奶奶的坟墓开外几排,我看到阿婆的照片和春光的名字,是刻在一块石头上的。

小区里没人提过这件事。年纪小的,像我这样,早已没有印象了。年老的,大多搬出去了,也许因为太久而不去提。长久以来大家看到的春光,就是那个每天独坐在露天干活的春光,板着面孔的春光,穿雪白领子的春光。他们看到藤椅空着就坐下了,没有人会去多问。

我却再也没坐过。我总觉得羞愧,我想那时阿婆心里肯定很不开心,春光也是。于是我总是从杂物间搬出一只小木凳,坐在他旁边,我们就变成了两株长在低谷的树,低着头,他做他的活,我看他做活,或者拣一些他没在用的工具玩。

春光不准我弓背,他说人坐要有坐相。好几次他停下手中的活,拍一拍手上的木屑,我以为他要起身拿什么东西呢,没想到他猛地往我背上拍一下,小姑娘弓着个背,像啥样子。

他故意很凶的样子,可我早就不见他怕了。我挺了挺背脊,等他重新干活的时候,我就又弓下了。弓着舒服,很多树不也是弯着长的吗。卯足了全力就为了挺给别人看,有啥劲道呢。

可是当我想到春光那雪白雪白的衬衫领子,挺括的卡其布外套和拉得很整齐的袜子,我就在想,春光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春光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跟你讲,就跟你讲很多,不愿意讲的事,他有一种让人不敢主动去询问的本事。

可是有一件事却招来全小区问他。

十一

那一次,也有人在墓园上坟的时候,瞥见春光的坟墓了。更要命的是,他还看到那块石头上,沈春光三个字也涂黑了,跟旁边阿婆的名字一样,都是暗的。这把看到的人吓坏了。他回来一说,小区里的人一想,觉得春光好像确实几天没在租碟屋门口摆摊修东西了。

敏芳杂货店附近的母瓜子议论纷纷,春光死掉了啊?伊啥辰光死掉的啊。

有些人的关注重点不在这,他们说,伊为啥放在此地,要放回上海去的呀。

又说起了坟上那茬陈年旧事。这女的谁啊,也是冷冻厂的吗,大伊几岁啊,是二婚头吗。他们问个不停。

我这才晓得,原来春光不是木匠,也不是电器厂的技术工人,过去三十年,他是在冷冻厂里切猪肉的。

冷冻厂,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个造冷饮的地方,就是那个每年夏天最盼望去的冷饮批发部。七月头上,大人厂里发了冷饮券,小孩就激动地不行,立刻吵着要去批冷饮。奶油棒冰,绿色心情,滚雪球,三色杯,是小孩喜欢的。红豆皇,盐水棒冰,这是大人要吃的,他们觉得吃冷饮就是为了解暑。可是小孩不这样想,我们吃冷饮吃的是奶油和色素。小店一次只能买一支,但批回来的冷饮是自己的,好像不要钱一样。而且小店里品种太少,只有到了批发部,看到十几台冷柜里面躺着几百种冷饮,才感觉来到了一个新世界。

当我穿着背心把脸贴在冰柜玻璃上,盘算着批哪几种冷饮回去的时候,就有一种人,在三十几度的天气里穿着军大衣,穿梭在大冷库里搬冷饮。我以为这种人就是冷冻厂的人。

可是我想错了。冷冻厂里没有冷饮,只有猪肉,牛肉,羊肉,什么部位的肉都有,分批挂在车间里。春光,我后来才知道,是负责杀白猪的。

冷冻厂从畜牧站收来新鲜的猪,也直接从乡下收猪,乡下人自己养的猪叫草猪,吃起来香。他们收来一车一车的猪,先要过磅,按份量排序,接着有人拿着电警棍把猪电晕,随后有人负责脱毛,去皮,大卸八块,洗下水,也有人负责把他们冷冻起来,这些车间都很辛苦。比较轻松的是后面几个环节,管分配和管运输的。可是他们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没了分配,就要负责卖出去,这可不好卖,于是他们变成了跑销售的辛苦人。

春光呢,春光就一直是站在把猪大卸八块的岗位上。我吓了一跳,春光这只手什么精工细活都会,结果他只是个杀白猪的人!我想着他穿一条冷饮批发部里见到的那种军大衣,脸上结着霜,露出一个雪白的衬衫领子,反复挥着一把有点钝但也不失锋利的刀,我便感到一阵无聊。

我在想,春光这副面孔是在冷冻厂里冻出来的吗。是不是长久对着杀白猪就会没了表情。

我仿佛感到那些木工和旧电器是鲜活的了。

过了几天,春光提着他那只行李包,一本正经地从大门口走回来了。

小官冲上去问,春光,春光啊,到啥地方去了啊。

姆妈没了,我回去看看。

大家当侬没了!晓得吗!小官说得很直接。

春光顿了一下。

侬这个名字叫谁涂成黑的啦!吓死人啦!

我自家涂的,给老太婆涂涂新,顺带便自家也涂了。春光仍是没啥表情。

这话又把人吓死。门口几个老太太眼珠都要爆出来了。

啥事体啊!这种可以随便涂的啊!死了么涂黑呀!

春光说,不搭界的,反正总归要死的。

他就径自走回家去了。

十二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四年,灰溜溜地回来了。春光还是在自家楼下和租碟屋两头跑,逢年过节悄悄地回一趟上海,又悄悄地回来。

周日的上半天,我们仍会一道走去那个集市。它已经不叫二手市场,有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跳蚤市场。做买卖的人也不是原来那些老头了,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卖手机,卖耳机和充电宝,也有些小姑娘卖衣服和首饰,把老头们的地盘都占去了。春光还是会走一圈,蹲下来看看,但很少和人搭话了。我想有些东西,他也许并不能看懂。

我们走完一圈,就去旁边新开的店铺叫两碗羊肉面,配一个冷盘,通常是羊肉冻,反正都是羊肉。春光说,老早在冷冻厂,天天跟肉打交道,吃倒吃不上,心里不是味道。

他说,手里过的是生肉,又不能生吃,到嘴的熟肉,只能去粮站配,配到的那一点点,哪里够吃呢。

春光就着羊肉冻吃羊肉面,他撒了很多小胡葱,蓝白底的瓷碗上面深红配大绿,好看的不得了。我也跟着洒了一点。

春光指指那边热闹的集市说,要过去看看吗。

我摇摇头。不去,没你们一帮老头子好白相。

春光难得地笑起来,仿佛是得到了肯定。可他嘴上却说,阿拉一帮老头子有啥好白相啦,半只脚踏进棺材里去了。

我不晓得怎么说。我看着他越来越淡的眉毛,心想人们叫它作长寿眉。

春光端着碗,走向马路对过修伞的流动摊去了。他的灯芯绒裤子底下换成了一双黑布鞋,衬衫领子从背面望过去,是看不见的。他动动那些伞柄,伞骨和其他的小零件,凑过去看,和修伞老头搭几句话,我想是他找到新的兴趣点了。

回来路上,我们碰到了春光的冷冻厂老同事,几个人刚刚锻炼好,便一道走回去。翻过立交桥,看到老远有很多新造的房子,春光突然指着一栋小高层说,这搭,老早是毛纺厂吗。

几个老人点头,是,是。

他们全体停下来,指着眼前所能看到的每一栋高楼:

这里么,是永和丝厂,那边是新嘉丝厂。

喏,看呀,东门市场呢!再过去是白虎新村,饮马河水电站,畜牧站还要过去点。

哎对的,对的,供销社的谁谁就住在那里。

他们看见的是高楼,嘴里说的却是以前的名字。好像我见到的,和他们眼里的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我想起很多年前,走在四季园的时候,春光说的树和我看到的树不一样。

我说,哪里好看了。你眼睛发流火啦。

春光不辩解,也不骂我,他的面孔一年四季板着,大家都看习惯了。看久了,知道他不笑,话语中仍感受到一种略带坚硬的和善。

春光和老头们一边走,一边说着那些以前的地名,拼凑出一片一片的街区,一片一片连起来,就成了一副古老的地图。我问了一句,冷冻厂在哪。

春光不响。好像冷冻厂不在他的地图里一样。

十三

上一个冬天,是春光作为木匠和修理工最忙的一个冬天。

天气预报讲,南方要迎来三十年最冷的冬天之后,春光每天都在自家楼下干活。他把木栅栏拆掉,一块块重新锯,重新装。他给每一棵树包好他问乡下人讨来的大棚布,然后拿木板给每个袋子钉好按在地上,防止它们被吹走。那株山茶树,春光加摞了一圈薄木板,支撑着它们不倒下来。这件事情春光只在每年夏天台风来之前才会做,但他现在也开始防范西伯利亚来的风了。

他像赶作业一样,赶在寒潮之前为自己的小花园做好措施。

零下的日子终于来了。西北风从没有像这样凶猛地吹过,每个人都躲在家里不愿出门,春光不在楼下,也不在租碟屋。小花园有些东倒西歪,但看起来并无大碍。

几天之后,好多户人家的水管结冰了。大家携着脸盆脚桶,来来去去地往还没停水的人家里提水,往河里提水,像几十年前一样。再过几天,那些结住的水管、粪管开裂了。几户人家屋里开始漏水,床上,桌上,地板上,再漏进楼下人家的天花板上,一塌糊涂。维修队的电话打爆了,一家一家来不及走。春光帮同楼的一户人家暂且包住了水管,就有下一户人家来找他包。

那几天春光就不断地在自己的修理铺和别人家之间来来回回地赶。

过完那个天寒地冻的礼拜,很多人都叫骂着房子破,喊着要搬出去。可他们也只是喊喊,哪里有钱。梅雨来的时候,衣服被子都出白花了。台风来的时候,顶楼和阳台的遮阳棚又要被吹开了。这些都还要来,下一个寒潮也会来。

春光不喊,他的小花园也还是好好的,什么也没被吹走。只是在这个季节显得有些破败。春光心里面,只有四季园的那些树才是永远不会破败的。

天气渐渐回暖,温度低,每日都出大太阳。人们搬一只椅子,坐在没有风的太阳底下,聊天,骂娘,听半导体里明天的气象预报。春光却好几天都没有出来。有人说他回上海过年去了。

过完年,春光还是没有出来,小花园愈发衰败起来。

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想春光是不怕冷的,从冷冻车间里杀猪过来的春光怎么会怕冷呢。春光只是累了。他的眉毛一定像上了霜一样,惨白惨白的。

春光的上海亲眷过来,匆匆办了事体。他们说着一口和春光一样的上海话,却很大声,带着无聊的,细碎的零头,一副和春光完全不同的语气。春光多么严肃,简练。

还好春光提前涂好了自己的坟墓。黑黑的,很新很均匀。我想他心里早就知道了,他一向是个考虑周全的人。

这下他能和阿婆面对面了。

十四

四季园的树还是很好看,即使秃头、驼背,任由西北风刮来刮去,它们也还是很直挺挺的,像建筑物一样伟岸。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在底下走来走去,抬起头看。

我走过租碟屋,大门紧紧地锁着。那一房间的宝贝,上海亲眷不要,其他人也不要。它们就被死死地困在里面,等着有一天拆迁大队过来,一锤子砸下去,几万种东西混个稀巴烂。

我想起那个暑假在租碟屋门口看过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台一直放的,没有人借的,很土的国产电视剧。春光第一个嫌他们土。

春光讲,这种有啥好看的。

我不理他,等看完了我还要唱歌。

啥乱七八糟。泥心。春光头也不抬。

我反复唱着那部电视剧里的歌。我故意盯着他,好像在操场上开大会的时候,司令台上的老师报到哪个同学的名字,我们全体就回过头去看他,把他看到不好意思为止。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我把脑袋凑过去,死死地冲着他笑。春光终于忍不住了。板着的面孔上,忽然裂开了一条缝。

原文载于《芙蓉》2016年第6期

收录于王占黑新小说集《街道江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