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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现实主义文学可能的走向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 李朝全  2018年09月29日09:25

李朝全,生于福建仙游,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学士。现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理论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非虚构文学论》,报告文学《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春风化雨》《震后灾区纪行》《你也可以这么好》,传记《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徐光宪的故事》等,校订古籍《明心宝鉴》等。多次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评委;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艺术化表现。今天的现实当然不同于古代、近代或现代,也不同于建国初期乃至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之初。讨论现实主义,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大语境,不能脱离我们对于这个新时代的一些基本判断和认识。这些判断和认识正在逐渐成为大家和全社会的共识。譬如,关于当下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运行规律及走向,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及趋势的判断。只有在这些共识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和客观的从总体上完整把握和认识、理解这个时代以及生存于 此一时代的人们和每个个体,从而作出一种具有辨析性、阐释性、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判断与描述,真正建构起现实主义美学体系。

时代正在发生急剧的转型,社会分化和阶层变动不居,道德人心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理应关注这些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描写和表现。而在这种描写和表现中,要充分体现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情怀和思想。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而言,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便是关注人生和社会的痛点。电影《我不是药神》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反响,正是由于其触痛了人们的痛点。无论是人生的痛点还是社会的痛点,都容易牵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共鸣。因此,真实反映痛点的作品往往容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譬如,关于历史上的战争、地震等重大伤亡事件的叙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和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钱刚的《唐山大地震》,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和事》、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案件》和冯骥才的《炼狱·天堂》等纪实作品都是可贵的历史记述,能够引发读者深切的共鸣。反映非典事件的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徐刚的《国难》,记录汶川特大地震的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等都再现灾难现场,在典型环境中发现和塑造人物,展开情节细节,直逼人心人性,带给人强烈的震撼。还有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关注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爆炸现场》描写天津大爆炸中数以百计消防员直面巨灾而勇于牺牲,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反映西部女性生存窘境,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描写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及新一代农民工生存状况,阮梅的《世纪之痛》、方格子的《留守女人》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弋舟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彭晓玲的《空巢》描写空巢老人困境,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关注失独家庭之痛,《我是范雨素》对于一个草根者生存困境的自述……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示和描写社会的一个又一个痛点,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切并采取相应举措。有许多作品如《落泪是金》客观上也发挥了促进问题解决、纾解痛点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纪实文学如此,小说同样如此。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生命册》等探讨的是社会物质文明快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的道德灵魂和精神世界相对滞后的相互对立的矛盾问题。苏童的《黄雀记》表现的一个主题是灵魂的遗失与重寻,阎真的《活着之上》则探析超越物质欲望和生活层面的精神生存、精神世界的可能,对现实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这些显然是当下社会的巨大痛点,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文精神领域最值得深刻反思的一个深刻主题。

关注个人和社会的痛点其实就是关注时代变革与个人的关系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也是直面时代和生活的写作。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社会的巨变,必然投射在人心人情和世道世情之上。从社会的贫富分化到阶层的固化僵化、流动性差,从城乡差异、工农差别、地区不平衡,总体上的繁荣发展态势到各地各阶层族别之间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并由此导致人心的失衡扭曲、人性的变异物化等,再到每个个体身上遍体鳞伤的伤痕与痛楚。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发展变革所带来的,同时也是发展变革所必须承担的或付出的成本与代价。这也正是所谓的发展转型期的阵痛。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感受到变革时代对于自己的身心压力,感受到自身心灵和精神上的创伤与疼痛。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去寻求身心的平衡平和与和谐,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现实主义文学正是要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性光芒观照这些处于“苦海”之中的人们,不仅仅揭示疼痛、描写痛点,更须提升与飞翔,超越这些疼痛与痛点,发现人性的人文的人道的光辉,从而指给人一条超度之径或摆渡之舟,让人看到温暖,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看到未来就在前方,让人有信念有信仰,能够在“苦难”炼狱一般的煎熬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感受到一种跳出纷呈庸常生活之伟力。

因此,关注和表现痛点实质上是一种人文关怀。变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须是一种情怀写作。对于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言,他应该有一种情怀与愿景,希望以自己的创作带给人温暖和希望,希望在创作中贯彻人文人性关怀,希望用沾满烟火味的接地气的创作,传达一种坚定的信念,带给人们一种可能,产生一种振奋人心、超度人性的力量。作家应该是一群悲天悯人之士。世间的一切困厄、人类的所有痛点都应该在他的视野之内,他须怀有一颗度人自度之心,让作品成为抚慰人心、滋润人性的营养品,在人们满目疮痍的身心上涂抹上一层温润的、清新的药剂。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创作走到了今天,其一大功能正在于参与时代和社会的道德精神重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更加凸显了全社会道德精神建设的滞后与不适应。处理好精神生活方面的快与慢的关系,耐心地等等灵魂,等等精神,成为作家们始终关注和思考的时代命题。物质文明的阔步前行已然将精神文明、道德文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在每逢国有灾厄之际,人们更能深切体会到道德和精神的滞后,也愈加呼唤道德精神的重建与再造。没有精神和道德作支撑的物质文明必然像沙上筑塔水中建楼,必定根基不稳无法持久。因此,现实主义文学理应承担起这份时代之责,将精神重建的内涵寄寓于作品之中。当今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大抵能在道德和精神层面找到根源和原因。作为一种直面社会人生的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可以且理应参与时代精神和道德重建。文学具有感染人熏陶人、影响世道人心的力量。文学又是一切艺术的母本和母题。作为基础性的文化积累和建设工作,文学应当承担起再造世道人心、重建精神世界的职责。这,也将是凸显和展现现实主义文学力量和作用之所在。脱离了对人性人心人情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生社会痛点的关注,放弃了精神建设的担当,现实主义无疑将成为无根之飘萍和无源之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