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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的赋形问题

2016年06月27日09:31 来源:文艺报 刘大先

  主持人语

  刘大先提出的“当代小说的赋形”是一个对当下创作和批评都很切实的问题。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追问“我们的小说家是不是远远走到了批评家前面”?当下文学创作其实存在两个向度:一种是守成式的“在文学史的过去”的写作,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下写着过去的、旧的、墨守成规的文学;一种是生长性、探索性的的向“未来文学史”展开写作。“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是谁都懂的道理,但具体到批评实践中,我们往往不能深入到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现场,去勘探我们时代的文学之变,把握我们时代的文学思潮和精神,捕捉那些正在生长中的“形”。因此,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是一个创作性、当下性的工作,但它也需要每一个从业者具有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现在,刘大先已经提出问题,并且意识到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或者是某些作家、作品中蕴含的形式新变。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耐心地梳理和挖发那些当下已经或者正在“赋形”的文学。

  当代小说的赋形问题

  □刘大先

  “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我们应该重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所重视的“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

  文学创作为一个时代与社会赋形,是作家通过文字的形式对他所经验与体会到的世界进行形象化的塑造,原本杂乱无章、纷繁叠复的事件、人物、情感与隐在的精神脉络在文字中被整饬、修葺、冶炼、铸型。这个过程如同修剪打理蔓草丛生的园圃,疏浚泥石堆砌、汊流四出的河道,那些自在自生的事物逐渐获得了一个或者模糊或者清晰的立体轮廓,被认出来。

  这个轮廓也许并不必然形成一个明确无疑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面目,但无疑它再也不是原先的本然状态。文学形象本身将它与政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判断区别开来,在创作者眼中是一种形象,从手中落到纸上,则又呈现一种变相。它不具备确定无疑、斩钉截铁的真理性,因为我们知道那种真理总是在特定角度的片面结论;它具备的是浑沌的、元气淋漓的丰富与完整,因而是启示性的。

  赋形即创世

  赋予世界以形象这种行为是一种创世,这并不是说它无中生有、言出法随,而是说它必须通过文字构建一个世界,而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某种关联,它是现实世界的某种抽绎、切片、微缩、模拟、映射,在任何一个微观的部分都要显现出总体的内涵,就像一个细胞中就包含了所有的基因信息。这天然地要求创作者要对这两个世界都有种整体性的把握。

  我并不同意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将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创作者是通过文学来建立某种与世界的联系。横亘在创作者前面的世界是墙还是鸡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去面对墙或者鸡蛋。其实,人与墙与鸡蛋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创作者内在于世界这个浑沌里,他的至关重要的选择、决断和行动就是要在一片苍茫中刀劈斧砍,使清浊分开、天地分明,通过发现与创造一个世界来理解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古典时代是稳固而和谐的,体现在史诗和英雄的内外部平衡之中,进入到“现代”以后,社会则结构化为另一种可以把握的实存。小说这种现代产物应运而生,它与世界的语法一样,通过主人公的主体性确立和世界构成了同构关系。但是当代世界则如同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是流动性的、网络化的,全球化在技术、经济、信息和人口诸多方面使得社会从固体变成了液体,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时代特征发生了改变。社会形态即便不是瞬息万变,也充满一触即发的可能性,不再是个超稳定结构,因而很难成为人类行为和长期生活策略的参考框架。权力不再与政治共享某个实体比如民族国家,它们的亲密关系虽然没有全然解体,也已经产生了隙缝。此前以社群、民族或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力量逐渐削弱,无法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临时性的利益群体动摇了连带性的社会基础。个体得到了全面解放,同时也失去了依托,它必须灵活地变换态度和准则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这带来了小说形式相应的更改。

  历史之外的小世界

  在当代,小说很难再像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一样观察与描摹一个世界,那种我们称之为纯正的现实主义的写法。米兰·昆德拉曾经感慨:“小说已发现不了任何新的存在的土地;它们只是确认人们已经说过的;还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光荣,它们在社会上的有用之处,都包含在它们对人们所说的(或应该说的)那一切的确认中。它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从而不再参加被我称为小说历史中的发现的继续。它们处在这一历史的外面,或者说,它们是小说历史之后的小说。”“小说的历史”其实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具有自反能力的主体建立与展开的历史,昆德拉尽管对小说的未来不太看好,但还是抱有期望,依然显示了游戏、梦、思想、时间的召唤可能。20世纪以来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品钦等被称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写的就是这种在历史之外的小说。这是一种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后,被抛离在世上的残碎的人和残碎的世界,只能采取视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式来进行书写。所有的意识流动、拼贴与并置、反讽与颠覆,其实都是失去了整全性把握世界的能力,而不得不采取的曲线迂回。

  中国小说尽管有着史传、传奇、说部的悠远脉络,但其现代基本理念来自于转道日本而来的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所以西方小说流变的背景投射在中国20世纪的小说中也有相似景象:我们在早期的小说中还可以看到试图“为人生”或“为艺术”的明确方向,这种信念外化到形式之上,就是以中国气象、民族风格确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之后,整全性的理念自我瓦解了。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与自下而上的新启蒙,并没有带来如同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的人道主义式主体的确立,而是迅疾进入到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各种流派的兔起鹘落正是在繁荣表象中左冲右突的直观表现。有意味的是,朦胧诗、先锋小说、寻根文学这些最初都是从形式入手的。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自身的变革引发的是对整个话语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它们在历史上的功效是解构了被一体化所狭隘化和凝固了的文学世界,进而引入了形形色色的小世界,因而其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固然带来了解放,另一方面则是囿于失控后的涣散,人们再也找不到那个清晰可辨的大世界,甚至文学的理念也转而为质疑总体性世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

  赋形的当代焦虑

  这带来了新世纪以来关于“纯文学”的争论。不满者抨击的是文学尤其是作为最强势文体的小说的“去政治化”,也即它不再承担发现与发明的义务而沉浸到形式的考量之中,这样的文学中呈现出面目模糊、支离破碎的片面世界,因而自我边缘化了。辩护者则推崇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延续着对工具论的反感,强调文学本体的自成格局。理论上的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观察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可以看到的是“严肃文学”几乎已成套路,在一种隐约的“规范”之中自我生成,它们从来自于19、20世纪那些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作品中获得精神资源和形式遗产,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先锋”的小说,都不再是从现实世界里寻找形式,而是从既有文本中继承形式。它们在技术上堪称圆满成熟,但不具备冲破现实表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小说的小说,而没有找到赋形时代的小说形式。商业化的大众文学与流行文学则在惯性模式中愈加趋于迎合欲望,以网络文学为代表,基本以读者欲求和利益最大化为旨归,在形式上放弃了开凿混沌的野心,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自成一体。

  当代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构成了一部分作家焦虑的根源,这可能是一种无法进入到历史、有效为世界赋形的焦虑。为世界赋形并不必然意味着要走上经典“现实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文学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让那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作家在题材上的选择除了显示符号道义上的“现实关怀”之外,要想真正意义上影响到文学还需要在形式上进行创造。就目前来看,这种创造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余华的《兄弟》那种通俗漫画式的尝试,《第七天》那种新闻拼贴主义的框架,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混乱的、失根的世界。贾平凹希望链接现实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老生》和阎连科主观性的“神实主义”,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宁肯《三个三重奏》开拓性地采用层叠“注释”的形式,力图呈现世界的曲折与褶皱,庞贝《无尽藏》则将悬疑与探案小说形式纳入到对历史的诗化书写之中,这些对现实与历史的赋形,依然是对世界“片面真理”的表征,读者无法在其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与完整的主导性世界观。

  当然,在某种文学观念中,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建筑的标志就是放逐明确、坚硬的观念,而让歧义、多解的世界以本然面目出现。但这恰恰是放弃了赋形的任务,我们都知道世界的实然状态,而更想要知道世界的应然状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小说来重新理解未知的世界,而不是看到我们已知的世界。

  我们时代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同意或者说不完全同意昆德拉关于小说的历史已经结束的说法,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可以发明一种新的小说。事实上,在这个现代性“分化”已经成立并且固化的世界之中,较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文学可能是惟一能够从整体性上把握世界的途径了。在一切艺术门类中,文学不像音乐、电影、雕塑、美术那样需要更多外在的人力与物力,尽管它不能完全脱离,至少也是最大程度上可以摆脱资本逻辑束缚的艺术,因为从极端意义上来说,它只要创作者个体和最简单的书写工具,作家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我们时代的文学形式。

  落到当下小说创作的实际中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型小说严肃化”的趋向,即原先被排斥在文学史正典之外的类型文学在现在承担了严肃文学对世界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职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徐皓峰与刘慈欣。徐皓峰在《武士会》《大日坛城》《道士下山》等作品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尽管我们未必同意,但他在对解释历史并重新给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赋形,这种改造武侠类型小说的尝试是意味深长的。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以及一系列的中短篇科幻小说则富含政治哲学的意味,不经意中让宇宙中星球之间的生灭成为当代史的换喻,进而极具现实感地隐喻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博弈的思想模型。李宏伟繁荣《假时间聚会》《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哈瓦那超级市场》等也都具有科幻小说的外壳,同时摆脱了类型小说的呆板模式,汲取了先锋小说的营养。我无意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文学的未来取径,只是想指出这样的写作也许意味着在碎片化时代整全性地给世界进行赋形的多样性潜能。类型小说严肃化只是多样潜能中的一种,有助于打破“文学”的雅俗迷思,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本身的观念和界定。期待更多的文本试验如同那个原创性的盘古,运斤成风,在空濛迷乱中开斫出世界的新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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