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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不爱网络文学,反对长篇崇拜

2012年09月24日15:56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二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

  网络小说和传统的短篇小说可谓创作的两极:网络写手每天能写一万字,但传统短篇琢磨来打磨去也只有万把字,除却体验生活、构思情节,不说反复修改单单写作便要数十天;网络小说长篇大论,可收获数亿点击,短篇小说的网络读者却屈指可数;有网络写手称年收入上百万,而传统短篇作家还拿着千字百元的稿费……一位知名的网络写手说,他每天写一万多字,不追求什么文学品质,让劳碌一天的读者看后一笑,作者得到点击率,挣到稿费就完。而刘庆邦的小说,却是越写越疼痛。

  所幸他有“短篇王”的名号,众多学者把他的作品拿到讲堂或论文中条分缕析,当作范本。

  李敬泽在《鞋》中看到了小说悠远的文脉,它来自古典传统,经过沈从文、汪曾祺等现代作家的反复书写,同时还包含着自我审视和对古老乡土的回望;李洁非注意到刘庆邦《哑炮》中的笔墨情趣和汉语小说诗学、《西风芦花》中庖丁解牛般的神技,并说,整体而言,短篇小说作者鲜有在刘庆邦之上者。

  林斤澜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的确,刘庆邦不会玩花活儿,作品大多展现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表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困惑。

  网络文学无下限

  读书报:关注网络小说吗?网络写手动辄几十万字的速度,有的网络写手一天就可以写一万字,以这样的速度写短篇,大概一天能写一篇。

  刘庆邦:因生命资源有限,好多好东西还没时间看呢,我很少看网络上发表的小说。

  我不赞同用网络为文学命名。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载体,它本身并不是文学。如同石头、竹简、羊皮、纸等,都曾是文学的载体,我们不能称之为石头文学、竹简文学、羊皮文学和纸文学一样。

  无论文学载体怎样变来变去,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学的本质是不变的。归根结底,文学要求写作者怀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去写人,写人的丰富感情,直抵人性的深处。作品品质的高下,取决于创作者创作水平和人格的高下,网络的出现给创作者帮不上多少忙。

  我曾给《文汇报》写过一篇谈网络文学的文章,叫《网络无边心有边》。我的看法是,文化是一种含蓄,文明是一种约束,自由并不是无边无际。原始人赤身露体不算有文化,知道遮羞了才算有文化。放纵无度不是文明,有分寸感,懂得节制,才是文明。自由是相对边际而言,没有了边际,自由就失去了意义。网络是无边的,但我们作者的心灵是有边的。这个边界可以说是一个下限,那就是作者的良心所在。我们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写作。

  读书报:您的作品有电子版吗?在签版权时,会不会格外留意电子版权这一项?

  刘庆邦:我的作品不仅有电子版,可以说电子版满天飞,我所有的作品在网络上几乎都可以查到。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就可以贴我的小说,让人毫无办法。我也和有的公司签过电子版权转让协议,但他们很少付给报酬。我们的权益不断被侵害,但找谁去说理呢?在电子版权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

  读书报:您对网络的依赖多吗?有没有微博和博客?利用网络都做些什么?

  刘庆邦:我没有微博和博客,平时很少上网。写小说还是手写。写完了由我妻子帮我打出来。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写作沿用的还是“爬格子”的方式。上网也主要是为了收发邮件。

  回忆名利思想

  读书报:您第一篇小说是1972年当矿工时写的,为什么写完放了六年才发表?

  刘庆邦: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停刊了,写了小说无处发表,积极性很难维持。但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没舍得扔,把它压在了箱底。此后六年,我没有再写小说,调到矿务局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写人物通讯,对写作也是一种锻炼,对写作素材也是一种积累。直到1978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开办,我想起自己也写过一篇小说。翻出来一看,觉得还可以,就投给了《郑州文艺》。让我深感幸运的是,这篇在箱底睡了六年的小说一拿出来就发表了。

  读书报:那么到今年,您创作已经整整40年了。

  刘庆邦:没错儿,从写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经写了整整40年。要是做别的手艺,我可能早就练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写小说这种事,谁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写得很熟练,写一篇成一篇。要是有熟练的感觉,恐怕离被小说抛弃就不远了。

  要说写作历程,至少在写作动机上是不同的。在农村为广播站写广播稿,是想摆脱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煤矿写小说,是为了拿给女朋友看,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以赢得爱情。调到北京继续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名,为了得奖,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眼下的写作,不能说名利思想一点儿都没有了,但主要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是为了自我修行,完善自己。写作的方法有过变化,也像西方的小说家学习过,但变来变去,又变了回来,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论长短

  读书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腰封上打着“短篇小说的教科书”、“短篇王刘庆邦的经典文集”。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评价?

  刘庆邦:您看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其实我今年已出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两部,分别是求真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竹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麦子》。前者收录的是我近两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新作;后者是“中国短经典”丛书之一种。

  因为出版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一些出版社不愿出。我很感谢这三家出版社,他们可能冒着赔钱的风险。

  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我一直在否认,一直在自我摘帽。可不管我走到哪里,人家还是愿意拿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戴,看来想摘掉帽子实属不易。

  不管是写长篇,还是写短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无可厚非。问题是目前对长篇的追逐成了一种潮流,几乎形成了长篇崇拜。

  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市场不看好短篇;按字数计稿酬;短篇与影视不容易对接;有些文学奖不设短篇小说奖;短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上不去,等等。说白了,主要是利益在起作用。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把长篇看成了“长”,把短篇看成了“短”,这就有些过了。

  其实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长篇有“长”也有“短”,而短篇有“短”也有“长”。长篇因体积大,包皮厚,容易掺假使水,泥沙俱下。这是长篇的“短”。而短篇至少有这样几点“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

  读书报:在《想象的局限》里,您也谈到有时候的自我怀疑,担心力不能及,不能建成一个完整的或完美的小说世界。那么,您是如何完成短篇构想的?开始小说创作后,笔下的人物会完全按您的掌控吗?还是由人物自行决定其发展方向?

  刘庆邦: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的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构建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

  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小说,说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短篇小说的构想是在现实生活只取那么一点,我把它称为小说的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至于对笔下人物的发展,是既掌控,又不掌控,掌控的是人物的文化心理和性格逻辑,不掌控的是人物自然生长的行为细节。应对笔下的人物有足够的尊重,是贴着人物写,不是牵着人物写。

  食欲高于性欲

  读书报:《到处都很干净》是一篇与饥饿和性都有关系的小说,却写得很干净。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性描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刘庆邦:这是一篇记忆小说,也是一篇反讽小说,其思想内涵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

  我要表达的想法是,人类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困境。性当然是美好的东西,它是生命的根基,是人性的根本属性之一,从来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在这篇小说中,性只对食而言,表明没有了食,就没有了性,食对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读书报:您将自己的小说风格分为两类——柔美和酷烈,怎么理解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

  刘庆邦:这种分类是源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出版考虑,他们把我的小说分为三类,除了酷烈小说和柔美小说,还有一类成长小说。我自己在写小说时,并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只是在写煤矿题材时,比较贴近现实,显得严酷一些。而写农村题材时,出于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回望,寄托的是乡思和乡愁,描绘的多是民俗风情,显得柔美一些。风格对立说不上,只是作者写作心理的一种平衡。

  自己的作品越看越感动

  读书报:有些作家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相反,有些作家却愿意反复欣赏回味自己的作品。您属于后者吧?

  刘庆邦:是的,我的确听有的作家说过,作品一经写完,一经发表,就不再看了,事情好像过去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我不是,小说写完了我要看,发表后我要看,出作品集还要看。有时看得还挺感动,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生下后,哪能舍得不闻不问呢!我觉得回头看自己作品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衡量的过程,如果还看得过去,还吸引着自己,并感动自己,说明作品是用心写的。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用“完美”形容您的作品。那么您修改得多吗?

  刘庆邦:有人说作品是改出来的,我不大认同。我的小说写完后,一般就不再改。我现在仍是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作,没用电脑写作。我的手稿一格一字,干干净净,很少涂改。因为在写作时,我全神贯注,调动全身的感官参与写作,一字一句都仔细推敲过,写完后就不用改了。再改很难找到当时的感觉,很难再进去。当然了,改不改都是一个习惯问题。我的习惯是不改。比如有人习惯用电脑写作,有人习惯用钢笔写作,什么样的习惯都会写出好作品。

  读书报:很多大学开设了写作教程。您认为小说写作有特定的训练方法吗?

  刘庆邦:不少作家认为写作不可教,写作方法不可传授。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小说创作还是有规律可循,有技巧可学。我多次应邀到鲁迅文学院讲课,主要就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讲一些创作技巧。我们的写作课讲宏观的东西比较多,讲大道理比较多,讲操作方法比较少。听说美国也办作家班,他们把一篇小说拆成零件,再把小说组装起来,从技术层面讲得比较多。这种做法虽然比较机械,但对写作训练来说是有效的。

  读书报:文学评论对您有启发意义吗?

  刘庆邦:我看重文学评论。特别是对于评论我小说的评论,我都要看一看。前不久,贵州的何锐给我打电话,说今年《文学评论》第3 期发了王彬彬写的一篇长篇评论,评论是以我的长篇小说《遍地月光》为例,谈关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得到信息后,我专门跑到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讨要了两本杂志,回来拜读后,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们写小说偏重于感性,或者说是感性出发。而评论家的评论理性的东西多一些,评论家常常能说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引导我们的创作。

  写作不是集体行为

  读书报: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首次设立主宾省——河南省,提出“文学中原崛起”的概念。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看待“中原作家群”?

  刘庆邦:中原作家群是存在的,这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但写作从来都是个人的事,不是集体行为,是心灵化的内部生活,不是社会化的外部生活,写作还得靠自己挖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注意到,无论是本土河南作家,还是走出来的河南籍作家,共同特点是“根性写作”。不知您是否认同?

  刘庆邦:一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作家,应该与历史有关,与土地有关,与文化有关,甚至与语言的优势有关,值得分析。至于根性写作,我觉得这不仅是中原作家的特点,全中国及至全世界的作家,哪个作家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没有自己的根呢!

  读书报:您曾提到在多年的写作中不断要回去接接地气,在“接地气”的过程中,您体会到什么?有怎样的收获?

  刘庆邦:一个作家要做到持续写作,应具备以下六个条件:真正热爱写作;用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用劳动的态度对待写作;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知难而进;还要一个好身体。这六个条件当中,所谓学习的观点,主要是不断向生活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接地气的过程。

  读书报:中原作家群要想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庆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力不能及。我想,中原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比如我们承认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好,可我们学不会、写不了那样的小说。就算你使劲模仿,写出来还是皮像肉不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背后恐怕有一个缺乏务虚哲学支持的问题。

  也想写厚重的长篇  

  读书报:您的写作习惯有哪些?妨碍你创作的都有哪些事情?我知道您喜欢喝一点酒,酒精给您带来过灵感吗?

  刘庆邦:我的写作习惯是早上起来写作,一般来说不熬夜。每天早上,当别人还在熟睡时,窗外还黑着,我就开始了写作。

  我这种习惯是在报社工作时养成的。我在煤炭报当10年副刊部主任,每天忙碌一天,晚上没有精力再写小说。自己又不愿意放弃写小说,怎么办呢?只有早早爬起来写。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早起早睡的习惯。妻子说我是个老农民,说老农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说其实老农民的习惯不错,遵循的是自然规律。

  我没有酒瘾,自己在家不怎么喝酒,只有出来和朋友们聚会时才喝。我承认酒是好东西,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喝酒和不喝酒,精神不在一个层面的。喝过酒之后,确有一种飘飘欲仙、灵魂飞升的感觉。酒精没有给过我创作灵感,喝了酒我只想睡觉。我没有写过关于酒的小说,但人喝过酒后的状态我还是写过的。

  读书报:有很多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重复自己。

  刘庆邦:年纪大了创作力当然会逐渐消退。好比果树有挂果期,女人有生育期,作家的写作也有黄金期。年纪大了,激情没有了,想象力也会减弱。

  林斤澜跟我说过,他80岁之后,写东西很费劲,也想写,但集中不起精力。精力刚集中起来,很快就散掉了。上了年纪,能重复自己算是好的,多数情况是重复不动了。飞人乔丹倒是想重复自己呢,但他再也飞不起来了。

  读书报:作为作家,您有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局陷?事业中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刘庆邦: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太实,抽象能力不强,思想不够深刻。缺憾是还没有写出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

  读书报: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刘庆邦:想来想去,我决定从保姆这一点切入,写一组“保姆在北京”的系列短篇小说。

  我计划写8篇到12篇,目前已经写出7篇,分别发在《北京文学》、《作家》、《上海文学》、《花城》等刊物。等全部完成,希望能出一本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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