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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出版的“国家记忆”(聂震宁)

2016年07月04日08:56 来源:人民政协报 聂震宁
聂震宁聂震宁

  开栏语:

  95年,中国共产党从风雨中走来,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一个又一个辉煌;80年,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红军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勇往直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华夏副刊特别开设“红色漫笔”专栏,邀请委员、名家用文字勾勒他们的红色记忆与红色情怀。

  两年前,曾经读到过一则传奇故事,说的是鲁北平原一个偏僻小村庄刘集村,那里的党员群众1926年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数十年来,冒着生命危险学习、保存,直到新中国成立。现在,在山东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内,就珍藏着这本封皮残缺、纸张泛黄的小册子,1920年8月首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现存世极为罕见,已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有人把这则传奇故事称为“国家记忆”,意指红色出版物的出版和保存是新中国诞生不可遗忘的历史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这个故事也引动了我们对红色出版的“国家记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个著名观点。按照这一精神,完全可以说,没有革命的出版也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出版一直与革命运动相伴相生。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在建党之前,一批党的创始人就着力于革命的出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不仅提倡民主与科学,也宣传社会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影响极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陈独秀和李大钊合作创办《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着重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社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正式首次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次印刷1000册就很快销售一空,当年又重印1000册。同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以及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创办的《少年》杂志,无不为建党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出版工作即成为革命活动的重点任务。中共一大后不久,中央即决定“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923年10月党中央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编辑部负责《新青年》、《前锋》、《向导》等8种刊物的出版工作。1925年2月,党中央制定宣传部工作计划,“要在短时期内应尽力编成某几种最切要的小册子和编译某几种最需要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和策略的书籍。”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建社之初,就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出书计划,有《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明尼斯特丛书》11种及其他理论书籍9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红色出版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据不完全统计,在不断地进行反围剿战斗的各个苏区,从1927到1937年间,总共出版有图书524种,报刊231种。即便是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竟然还出版有书、报、刊148种。这些出版物都是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和惨烈战斗的同时编辑出版的,保证了党的宣传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出版物更是成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国统区都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出版活动。延安的出版活动对全民族抗战起着引领作用,晋察冀、晋绥、华中、山东、东北等根据地的出版活动也都十分活跃。特别是晋察冀、晋绥以及太行、太岳等四大革命根据地,出版活动相当突出,不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等重要革命文献,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描写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生动反映根据地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1937至1949年短短的12年时间里,四大根据地还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印刷、发行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共计建有22家报社、19家出版社、17家印刷厂和近40家新华书店,出版报纸400多种、期刊300多种、图书2520多种。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很快发展成为一份高举团结抗战旗帜,万众瞩目的大报。受到中国共产党热情支持的生活书店,在邹韬奋先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年出版书籍逾400种的著名大社,成为拥有56家分支店并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爱戴向往的书店。

  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每每回顾革命年代的红色出版,我都为出版业前辈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为前辈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创造的业绩所震撼。有两个生动的故事,尤其能让我们深刻理解到红色出版的意义和作用。故事分别来自于党的领袖和基层党员群众,都与建党之初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有关。

  第一个故事是毛泽东同志终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他说自己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同时还读了三本书,让他铭记一生,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说,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41年毛泽东还对周围的同志说过,从1920年到1940年,他阅读《共产党宣言》不下100遍。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每年都要读几遍《共产党宣言》,晚年还从中央编译局借去《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本阅读。

  第二个故事就是本文开始时说到的那个传奇故事。那本《共产党宣言》是1926年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从济南带回到鲁北平原广饶县的偏僻小村庄刘集村,以此发动革命,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中共刘集支部。支部成立后,刘雨辉把随身带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刘集支部,作为支部的学习教材,由支部书记刘良才保管。后来刘良才被组织上派往潍县领导革命斗争,小册子又交给支部别的党员保管,最后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又托付给一位名叫刘世厚的农民保管。刘良才在斗争中牺牲了,而这部《共产党宣言》却由刘世厚历经数十年坎坷,躲过敌人多次搜查扫荡,安全守护了下来,最后捐献给新中国政府。而刘集村党支部,数十年来一直把学习《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学习的主要内容,成为一个带领全村群众革命、生产、改革发展的坚强团队。

  2014年,我参加一项全国性图书奖的评奖工作,作为评委,我读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记述这个传奇故事的纪实文学作品《国家记忆》,受到极大震撼。我的阅读难以平静进行,不时要停下来平息内心涌动的激情,思考红色出版的意义和作用,只觉得红色出版,如此赤忱,如此坚强,如此不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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